在去年我們處理師大女足隊時，師大就曾在記者會上回應基金會，運動競技系的體育生們「有其特殊性」。
其實在我們早在處理師大女足隊、體操隊等案件之前，就從運動圈內人們，意識到了對於體育生在學校「特殊處境」；這些特殊處境是：
－－台中柔道館事件裡，教練要求一個才開始練柔道9歲學員「被學長摔100下」，從學長、教練到在現場的家長，沒有人察覺這不太對；
－－台北市某高中合球隊，從總教練，教練到防護員多年來持續體罰學生、指揮學長姐「處理」學弟妹，教練還和學生發展親密關係，卻從來無人處理；
－－桃園青溪國中棒球隊的總教練陳宗世兩年來長期打學生巴掌，甚至在半夜把學生叫起來一排排輪流打；桃園市教育局發問卷下去調查，甚至有兩個學生表示：「教練打人是有理由的」、「都是為了我們好」
－－高雄青年國中體育班導師長期對學生體罰，包含用曲棍球棍打、掐住學生撞牆，並且辱罵學生畜生、敗類、智障等語；當終於有家長會長出面揭發時，校長卻對會長說：我覺得會長該換人了。
－－南英商工女籃隊教練，長期以暴力對待球員，包含罰跪整晚上、平板支撐 2小時、用襪子塞嘴巴、灌洗馬桶水、處罰不准吃晚餐、（以掃把、木棍）打人、甩巴掌、用腳踹及踩、拿鞋子打臉、用碼表甩背跟頭致流血用藥球砸頭、朝學生丟擲物品；命令學姊們推、用腳踢、用拳頭打學妹。
有次練習時，教練朝學生打巴掌時，教官和一名老師正好在球場旁目睹，教官過去詢問被打學生：「你還好嗎」，就沒有然後了。
－－又或是，籃球名隊松山高中，前球員在訪談中講到曾被教練黃萬隆打巴掌到聽力損傷。仍而儘管所有球圈的名人，都舉證歷歷黃教練經常暴力對待球員，在台北市教育局展開調查，邀請了138位歷屆球員訪談時，卻無一人願意受訪。
在陪伴這些案件的過程裡，我們看見傷痕，也跟他們一起撞見這些不為外人所知的高牆。
為什麼體育班的暴力事件，從學生、家長、教師、學校，甚至是都畢業的校友，都無人敢處理呢?
這是「體育班」制度的設計下，讓裡面的學生無法避開的特殊處境；而台師大體操隊發生的事情恰恰顯示了這些困境。
第一個處境是：「沒有不合理，只是你撐不下去」。
師大體操隊中，多位國小年紀的孩子，會因為太常請假、遲到、衣服沒紮這樣的理由，被處罰倒立2小時，還要邊罰邊跟教練道歉。
一般人看到這種情況，即便沒有教練資格的人，都可以輕易判斷出這是欺負人吧，然而家長卻是反問孩子：「倒立是不是訓練？」而孩子只能點點頭。暴力對待的傷害，不只是身體疼痛或內心的難受，更是讓人依賴暴力，認為如果沒有被這樣暴力對待，就無法有現在的成就。
另外，在基金會的體育班經驗訪談研究中，有訪談者提到了，體育班制度的封閉環境對人的影響：「同學從國小到高中都在體育班，大學也在競技系，就一直在同一個環境裡面。」，「你很有可能以團體向項目來講，很有可能是國小、國中、高中，你接觸到的都是同一群人，這很可怕，因為你真的不會接受到其他外在的刺激」，封閉體系對人的影響，除了發現自己和「一般人」的格格不入外，可能也影響了，當自己碰到教練的不當對待時的反應模式和想法。
這也難怪，儘管學生已經畢業，也無法相信教練的不當行為是可以被處理、無法相信制度是可以還諸公道的。
然而當事人因為暴力的封閉環境而難以發聲，那難道整個師大都看不到嗎？體操館是一個透明帷幕的場館，連翁教練都說一切都透明公開；更別說，這可是發生在臺灣師範大學，全國師資的典範學校。
第二個處境：當體育班成為學校教育的「化外之地」
「體育班」的劃分，並非將其視為像音樂、美術或數理資優這種資賦優異教育的一環，反而是更像是一種切割。
體育班經驗訪談研究中，受訪者表示，多數的學校或校長常「放給教練做」，教練不只是負責訓練，還負責了學生的管教、宿舍管理、甚至課業。而面對教練的不合理管理，學校即便有耳聞也不會干涉，僅視為是教練的團隊管理作為。
一個封閉而缺乏監督的環境中，這正是為什麼體育暴力不只層出不窮，還堅而不破的原因。
然而，為什麼師大體操隊的事件也給我們了一個啟示，這樣看似銅牆鐵壁的循環，有突破的可能。
一、打破失敗主義魔咒，看見教練並不能一手遮天
當基金會面對吹哨者時，吹哨者最擔心的除了是被報復，更是「我犧牲了以後，真的會有效嗎？」。這種失敗者主義的信念之強烈，體育事件的吹哨者往往因為封閉體系的影響，和一般校園申訴事件的吹哨者相比，是非常不同的。
因此基金會往往的協助方式，一個是讓吹哨者明確理解，現行體制的處理方式、保護機制；同時也並須要從累積的個案經驗，幫助吹哨者分析，從掌握到的證據和案件內容，哪些是可能成立的，哪些可能很困難。當吹哨者看見，原來是真的可以處理的，教練並不能真正的一手遮天，而體制是可以實現正義的，才能真正打破體育班在他們內心種下的「反應是沒有用的」魔咒。
二、體育班不是劃化之地，學校要可被課責
另一個打破暴力循環的重要工作，也就是當教練出事的時候，要讓學校被課予責任。
一個學校的體育班和代表隊存在與否，並不是教練可決定的，而是學校的政策之一。換言之，今天學校聘僱的教練可以長期虐待、霸凌學生，是因為學校提供了教練這樣的職務和環境機會，因此，當有這樣的長期不當對待發生時，學校也必須負起責任。
一旦學校在體隊學生的對待中，是事主而非公親的身分，自然就會更加積極地觀察和督導體育隊伍的管理現況。
然目前實際上僅有最基本的，就是在這些事件中學校是否有延遲通報、是否有察覺到教練有不當行為而沒有處理，甚至是將檢舉內容洩密給教練；這些做法雖然能夠更加強對吹哨者的保護，然而僅能究責到個別人員或小主管，並未真的讓學校負起連帶責任。
制度上還可以建立什麼樣的機制？目前教育部允諾將針對師大代表隊的訓練文化，進入學校進行專案輔導，但從體育班的暴力事件往往是長期且嚴重的，個案輔導是否就足夠？是否能夠建立對主管者更加嚴厲的課責機制，例如協助嚴重案件受害者提出國賠請求，也許是整體環境改革上，可以繼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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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當他們說體育生有其「特殊性」－－人本秘書處所看到的「特殊處境」https://living.hef.org.tw/notes/detail/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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