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睿銓
在世界知名的軍事領袖中，台灣讀者最熟悉的大概就是美國的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二戰期間，他指揮盟軍在西南太平洋戰區反攻日本勝利，重掌菲律賓。晉升五星上將後，他代表盟軍接受日本投降，成為盟軍佔領日本總司令，推動日本的軍政改革、制定新憲與整體民主化。這些戰場上的成就顯示他在世界歷史和軍事上的地位無可替代。
我們先回來看一下台灣校園中的軍人：軍訓教官。他們的軍階大致是上尉（三條槓）到上校（三顆梅花）之間。為了幫助讀者對於軍階責任層級有個大概的了解，我們簡略地以陸軍為例：上尉通常任連長，帶領80至150人；少校任營長，指揮500至600人；上校則可能是副旅長，指揮約5000人。換言之，在軍中擔任這些層級職務的軍官，具備完整作戰與指揮能力的核心戰力。
如果用台灣教官軍階對比麥克阿瑟將軍過往同等軍階時的軍旅生涯，我們可以看到：一戰期間，少校的他協助組建第42步兵師「彩虹師」，整合26州的後備單位；中校時，他率彩虹師先遣團赴法國，建立跨國協作體系；晉升上校後，他指揮步兵旅，在前線親自指揮作戰，因英勇行動獲頒六枚銀星。
試想：如果這樣一位軍人，生在台灣，年輕時被調到學校當軍訓教官，他會在做什麼？
根據2022年的新聞：他可能在聞學生身上的菸味。一位高中衛生組長滿意地告訴記者：「近年來新興菸品危害越來越嚴重……如何發現新興菸品危害？除了靠學生舉報，有賴教官幫忙。一個眼神、一個動作，或身上的味道，一聞就知道學生有沒有吸菸。」
你能想像麥克阿瑟站在學校廁所小便斗旁，喝斥著吊兒郎當的學生立正站好，湊近學生的臉，吼著「給我聞看看！」嗎？
中華民國特有的這一套軍訓教官制度，到底存在哪些不正義，讓軍人無法實現崇高軍人職志、發揮允文允武的專業以保家衛國，淪為政黨監控校園的工具，深陷校園學生管理的種種荒謬？
五個不正義
一、結構不正義：政治監控強入校園
軍訓教官制度在校園中看似屬於「教育」的一環，但其成形脈絡從來就不是為了教育，而是政治與軍事需求。自1928年中華民國政府因「濟南慘案」在中學以上全面施行軍訓起，其核心目的便是備戰與培訓預備幹部。二戰結束後，多校師生抗議軍訓教育，認為軍訓教官受命壓制學權運動，因此各校逐漸撤除教官。然而，1949年中國國民黨被中國共產黨打敗後來台，蔣介石把戰敗原因歸咎於學潮，決定恢復「學生軍訓」，讓受過情治與政治作戰訓練的軍人進駐校園，監控學生與知識分子。換言之，教官成為政治線民，在校園中專事搜集師生言論與監視社團活動，維護校園「安定」。
再者，管理軍訓教官的「學生軍訓處」雖於1960年歸建於教育部，但處長仍由軍方薦任，獎懲、考核與法規由國防部主導。教育部名義上是主管機關，實際上卻無管理權力。
一個原本為政權維穩而設的制度，假「愛國教育」之名嵌入校園。它背負著威權政治的肅殺架構與軍事監控色彩，被強硬置入教育體制中，如同在肥沃的土壤上強灌水泥，極為突兀，也使整個教育空間長期陷入僵化，留下難以修復的結構性扭曲。
二、身分不正義：軍黨雙重身分
校園是教育與學習的場所，但軍訓教官制度卻讓「軍人」成為校園中的常駐角色，創造了一個本質上矛盾的情境：教官，一個具有軍階的軍事職業身分，使命是為國抗敵作戰和軍事管理，而非教育或學生輔導；校園也不是部隊或戰場，學生更不是軍人的「敵人」。因此，任何讓軍人在校園常駐的作法，本質上都是將校園軍事化。2019 年兒童權利公約（ CRC）國際審查中，國際委員之所以對台灣軍人教官常駐校園提出質疑，就是因為軍人的存在本身就與兒少權利、校園民主與和平氛圍相衝突。
更嚴重的是，軍人的無黨中立原則蕩然無存。戒嚴時期，高中教官奉命在校園為中國國民黨招募黨員，甚至以操行成績威脅學生入黨。在民主國家，這種「校園政治化」是難以想像的事，因為任何政黨或黨工都不應該在校園中招募黨員，更何況是以強迫的方式。這不只是角色錯置，而是國軍身分被迫為政黨服務的歷史事實，以國之名行一黨之私，全然黨國不分。軍人身分原應超越政黨，但教官制度卻使其成為政黨滲透校園的渠道──這是民主社會無法接受的雙重身分扭曲。
三、專業不正義：專業錯置，承擔教育責任
軍人所受的軍事專業訓練，核心在於作戰策略、服從指令、階級權責與團體紀律；然而，這些價值與教育專業強調的個別差異、心理支持與人權導向迥然不同。研究也指出，軍訓教官的紀律取向與教育工作者重視的「個別性」與「學生權益」之間，存在深層而系統性的衝突。在這樣的不相容背景下，軍訓教官卻往往被賦予輔導、性平案件處理與生活管理等任務，但他們既無教育專業訓練，也沒有心理學或社工的基礎。因此，當學生因性平事件向教官求助時，反被指責、程序拖延或錯亂的情況便時有所聞。同時，教官甚至在校園中開設軍事或國防課程，扮演起「老師」的角色，但其中絕大多數並未接受任何師培訓練。
更諷刺的是，現行法規將學校教職員額與預算編配給教官，使真正需要在校園關注孩子的社工、諮商師和輔導教師等專業人員反而無法劃入編制或增額。制度錯置專業，讓不具備相關訓練的人承擔責任；在這種錯亂的安排下，最終受害的既不是軍人，也不是公務員，而是學生。
四、行為不正義：監控、威脅、侵害
不當的教官行為並非偶發，而是來自制度長期賦予的權力配置與威權文化所累積出的結構性產物。戒嚴時期，教官在校園中的主要任務就是監控學生、教師，甚至校長，再將各種資訊回報給政黨或情治單位。從「春風計畫」到「校園安定小組」，教官是整個校園監控網絡中的關鍵環節，權力的基礎就在此奠定。
延續這樣的權力邏輯，若回到前述利用操行成績逼迫學生入黨的例子，就會更清楚看到教官如何以扣分懲罰「不順從」的學生、並用成績制度壓制自由言論。當制度性權力與缺乏專業、缺乏監督的環境結合，學生承受的便是長期、普遍且難以抵抗的壓迫與恐懼。
而這樣的問題並沒有隨民主化而終結。解嚴後，教官仍持續頻繁涉入體罰、羞辱、性騷擾，甚至性侵事件。例如，2023 年豐原高中發生學生遭多名教官及校安搜身、霸凌後輕生的案件，震撼社會；更駭人的是，有畢業學生揭露該校主任教官對她性騷擾。該校與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因此案遭監察院調查並糾正。這些校園事件都指向同一個問題：當教官在校園中仍握有軍人威權與監管權力，學生的基本人權就成為最脆弱、也最容易被踐踏的部分。這些絕非「零星個案」，而是制度本身放任這樣的軍人濫權作為所造成的。只要制度還在，就還會有更多的孩子受害。
五、退場不正義：陰魂不散、借屍還魂
近年來教育部多次宣示要讓教官「逐步退出校園」，但在多方勢力反撲拉扯之下，實際進展十分緩慢、反覆。教育部於2006年提出改革方向，2013年立法院再以附帶決議要求在 2021 年前完成教官退場。後因國防部提出延役政策，教育部便改以「自然離退」或「依意願退伍」作為調整方案，將時程推遲至 2023 年，使退場時程一延再延。甚至 2022 年執政的民進黨黨主席居然公開主張「教官不能退出校園、可以教軍事教育」。同年教育部統計，全台仍約有一千九百名教官在校，預估要到 2030 年才能完全退場。屆時就算如期完成，也已是解嚴後四十多年，實在是民主自由世界的奇恥大辱。
更荒謬的是，教官退場過程竟發明「再進場」政策，讓教官只要「轉型」即可再進場。教育部在 2017 年推出「學務創新人員」制度，宣稱軍訓教官已「轉型為校園安全的守護者」，強調他們維安和校門口交通指揮等「苦力」功能，甚至冠上「教育工作者」之名。許多教官遂透過該制以「校安」身分繼續留在校園，2022年統計已約有九百位教官轉任校安。他們名稱換了、制服脫了，但思維、權力、角色模糊卻完全延續，甚至更難監督，霸凌學生事件頻傳。教官制度陰魂不散，變相「借屍還魂」，教育體系顯然仍試圖因人設事。
這一連串的操作，等於再次把政治與軍事系統的負擔轉嫁到教育現場與學生身上，讓原本早該在民主社會中終結的威權遺緒，反而成為揮之不去的國家耗損，強力捍衛既得利益者的「轉型」正義。
問題根源：教官是戒嚴時期的產物
追根究柢，戒嚴時期的政府企圖監控校園，因此以「傳授軍事技能和知識」為名，在校園安插具情治與政戰訓練背景的軍人。這不是教育需求，而是政治需求。
1974 年施行至今的《私立學校法》即為鐵證。當時政府鼓勵私人辦學，對私立學校的人事規範相對寬鬆，例如不要求設置輔導教師和教官。然而，國民黨政府竟主動提供私校聘任教官所需薪資，即是為了達到校園全面政治監控的目的。再加上因教官角色模糊所產生的「多功能人力」假象，以及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整肅氣氛，所有私校（包括宗教法人所設）也就都半推半就地進用了教官。值得深思的是：教育部為何不願負擔私校輔導教師的薪資，卻願意負擔教官的薪資？一個民主國家的政府，如果真的在乎學生的身心發展和人格養成，為何不是代墊私校輔導教師的薪資呢？
因此，既然現今社會普遍認知校園已不再需要政治監控，就因果關係而論，教官制度自然也失去其存在理由。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邏輯。
以這個邏輯再往下推，今天任何為了保住教官而後設的任何理由（包括創造出「校安」一職），其實都反映了「因人設事」的思維。當一個工作團隊的職務沒有清楚的專業導向、缺乏專業分工、權責長期模糊時，付出的無形成本往往更高，例如學校真實運作成本和人力需求被隱藏、教師過勞、學生權益受侵害、霸凌與性平事件無法妥善處理等。這些全都是因人設事導致的系統性傷害，而且不幸地，至今仍持續發生。
把轉型正義還給軍人和校園
本文雖然批判軍訓教官制度與其對教育帶來的傷害，但我們心中理想的軍人形象──也是台灣多數軍人真正的模樣──從未改變。軍人是剛正、勇敢、願為國家與人民付出生命的守護者。我們無法想像：如果麥克阿瑟將軍年輕時到學校當教官，要他站在校門口拿著剪刀剪違規學生的頭髮，翻學生書包偷看日記和情書，氣喘吁吁追著爬牆翹課的學生，還得假裝跟學生buddy以蒐集情報，被學生在背後罵「狗官」（「狗」和「教」台語音同）……他還會成為世人所熟知的那位將軍嗎？
更重要的是，他還會把自己視為「軍人」嗎？
讓軍人回到軍人的位置，讓教育回到教育的本質，正是台灣轉型正義的重要一環。可能相對於白色恐怖的高度政治性，我們常以為校園是偏安之所；但反而因為這樣的迷思，校園裡的不義更是容易躲過轉型正義的檢視。威權遺緒，往往不一定讓人感到蠻橫壓迫，而是以看似「正常、立意良善」的制度滲入校園日常，使權力與服從在教育中被視為理所當然，以圈養一代又一代的順民。真正的正義，不只是撤除校園中的軍職，更包括重新建立人本的教育基礎——讓師生在信任、平等與尊重中互動，不再將威嚇與懲罰視為有效的管教方式。
教官制度使我們再一次看見教育體制中仍潛伏的控制結構，以及那些以紀律之名掩飾權力的手段。要終結這樣的不正義，除了制度改革，更需要社會對教育本質的重新覺醒。唯有當學校真正屬於師生，當教育回到民主與自由的核心，我們才能真正把正義還給教育，把尊嚴還給軍人，台灣也才能逐步走出威權的陰影。
【參考資料】
1.〈教官退出校園 柯建銘指「不可能逆回來」〉，客家電視台，2022年9月30日：https://www.hakkatv.org.tw/news-detail/1664512330622759
2.〈蔡英文提「很多支持者認為教官不能退出校園」，柯建銘回應：已達成修法共識，不可能逆回來〉，關鍵評論，2022年9月29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74051
3.〈教育部：1900名在校教官 最快2030年全數退出校園〉，公視新聞網，2022年9月30日：https://news.pts.org.tw/article/602357
4.〈教育部對於部分團體主張「教官退出校園」之說明〉，教育部全球資訊網，2016年4月7日：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43297C90E951EB2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