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平皓
轉型正義的要點在促轉條例寫得很清楚，就是要針對威權時期統治的作為否定，要承認威權時期歷史，並且促進和解。但同樣的邏輯其實也可以套進家庭裡。
我在家庭中是誰
我是家中長子，屬於Z世代，但由於父母與我年紀差異不大（僅相差24歲），他們的教育手法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的侷限性與年輕父母的生澀感。在面對孩子的情緒和行為問題時，他們往往習慣性地選擇最快速、最直接，也最威權的方式處理：禁止、斥責、打罵，甚至極端懲罰。這種「威權式家教」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可能並不罕見，但其對孩子心靈造成的影響是長期且深遠的，容易自卑也對於自身發展有高度不自信。與家長的互動也處在一個尷尬的狀態：既對於小時候的種種耿耿於懷，卻又對於親生父母沒辦法打從心底的恨起來。這可能或多或少受到醬缸文化影響，讓我們因為對於父母的「孝道」所以處在這種矛盾狀態，也正是如此，很多孩子成人以後仍然有這種心不甘情不願的「恨」在心裡頭。
先來談談我曾經經歷過哪些極端的懲罰吧！
我還記得曾經有一次因為說謊，被半夜載到公墓附近丟著至少超過十分鐘。也曾因為不願意好好穿衣服，我被脫到只剩下內褲，在家裡附近的巷子遊走。還有一次因為拖時間，被懲罰揹著一個大時鐘走路去上學。還有因為半夜偷看電視被發現，所以被罰看整晚的電視。甚至其他常見的關在黑暗空間、吊起來打、房門鎖被拆我也都體驗過。我必須承認自己不是好帶的孩子，但這些處罰的手段是不是可以達成矯正效果也有待商榷。可以確定的是，這些對於孩子的人格權益發展都不見得會有正面影響，甚至可能是負面的。
或許你會好奇，為什麼我現在能用這麼平靜的語氣，把那些經歷寫下來。並不是因為我已經把所有情緒都放下了，也不是因為我覺得那一切「其實沒什麼」。那些事情本質上就是不該發生的，回頭看也已然覺得沉重。然而，我能夠這樣書寫，是因為後來我和父母之間曾有過幾次認真而不逃避的談話。那不是戲劇性的修復過程，也沒有哪一瞬間讓一切突然變得美好，而是我們慢慢地把過去那些卡住的地方打開一點，讓彼此能看見當時發生了什麼、各自背負著什麼，而那些困惑和情緒又是怎麼一路被帶到現在的。
或許父母可以……
我覺得不論是孩子主動開啟對話，又或是家長希望可以對談，都應該要遵守這些原則：
1.可以把事件發生的原因說清楚
很多時候，父母的懲罰方式並不是出於惡意，而是源自他們自己的成長經驗、與所處時代教育風氣，或年輕父母在沒有太多準備下的本能反應。我父母也曾如此。在重新談起那些讓我難過的經驗時，他們會告訴我：「當時我為什麼會這樣做？」這並不是為自己開脫，而是一種承認——承認事件曾經發生，也承認那是他們在有限理解下做出的選擇。
而孩子也應該有空間分享：「我當時為什麼會那樣做？」大人常習慣從自身的視角審視孩子的行為，卻忘了孩子只是在摸索世界，而摸索本來就會犯錯。本來就不可能把成人邏輯套在所有孩子的行為上。沒有犯錯，就沒有長大的可能。
所以談原因的過程，最重要的其實是兩個問題：「當時我怎麼想？」以及「現在的我又是怎麼看那件事？」真正的和解並不是把所有責任都丟給過去，而是能夠呈現出：如果再回到那個時刻，我會不會做出不同的選擇？這樣的自我覺察才是和解的開始。
2.不要否定孩子的感受
我們太常用成人的邏輯去理解孩子的情緒，但孩子在面對懲罰時的感受其實更直接——那可能是害怕、不安，或者是一種來不及反抗的順從。這些感受不是不受教，而是他們當時能理解世界的方式。當孩子說出：「那時候我真的很害怕」，如果大人第一步先不爭執，而把自己放進孩子的視角理解那個小小的人在當下可能承受的衝擊，便可能推進對話。
孩子也可能因為害怕或壓力，而遺忘部分情節。這種遺忘不是卸責，而是一種保護機制。大人不需要急著用「但你當時也做錯什麼」去把責任塞回孩子身上。那些責任總會在適合的時候被看見，但否定感受只會讓對話停在原地。
3.要以平行的角度對談
我覺得這是最關鍵的一點，也是真正能讓「對話」開始發生的地方。很多家庭在嘗試談和解時，常常不小心又回到那種「父母在上、孩子在下」的對話結構。講著講著，就成了說教；問著問著，就成了審問。到最後，孩子聽到的是父母的難處，卻不覺得自己有的感受被看見，這樣的對話自然也難以進展。
真正的對談應該建立在「人」與「人」的關係上，而不是「角色」與「角色」的關係上。先把彼此都當成獨立的個體，各自說出自己在事件裡的情緒和處境，等到這些最核心的經驗被放在桌上之後，才回到作為「家人」我們又是怎麼被影響、怎麼陷入為難。因為只有先承認我們都是會犯錯、會害怕、會焦慮的人，家人之間才能真正從平行的位置開始重新理解彼此。
而這種「平行感」不只是語氣或態度上的調整，而是要願意承認：孩子不是永遠的小孩，父母也不是永遠正確。彼此都可能曾因為知識不足、壓力過大、環境限制而做出不理想的選擇。若能用這樣的視角重新開啟對話，很多過去難以啟齒的事，就會有一個更安全的容器去承接。
我的，以及你們的轉型正義
讀到這邊，你應該有發現，我們談的不是「原諒」或「放下」，因為這種轉型正義致使都不是只有單方面的責任或義務。有些人選擇不談，是因為還在痛；有些父母選擇假裝沒事，是因為不知道怎麼承擔；而有些家庭永遠沒有機會把話說完。這些都不是誰的錯，也都不該被拿來互相責備。
這樣的過程不會讓過去的不合理變得合理，也不會替任何錯誤漂白。它能做的，只是讓我們不再被那些情緒牽著走，不再用沉默當彼此之間唯一的語言。也許在談完之後，我們仍然會留下一些無法完全被修補的裂縫，但至少，我們知道那些裂縫的位置，也知道它們不需要再被隱藏。
回到自身，我也正在慢慢經歷上述的三點。我跟我的父母很努力地在對話，透過不同視角跟想法的交換，也確實有在逐漸破冰。雖然很可惜的，在過程中，我的感受跟記憶偶爾還是會被否定，他們的理由也不見得會被我接受，但這至少都是對話的開始，也讓我們知道彼此在意的是什麼。
家庭是我們最早接觸「權力」的地方，也是我們無法選擇的團體，還是我們最早學感受的地方。也正因如此，當家人願意放下那種「我是大人、我比較懂」的姿態；當孩子願意帶著現在的自己回頭看那個曾經被嚇到哭的小版本自己；當雙方都願意用人的角度而不是角色的角度來理解彼此——家庭其實也可以完成它自己的轉型正義。
進步就是如此，一點點的承認不合理，再透過省思來改善不合理，最終達成更具公益性的效果給下一代或是下一群人。 它不僅能發生在國家與社會，家庭也可以是實踐的場所。
最後，我還想講一些話。
我不確定有多少跟我相似境遇的孩子，但我希望讓你們知道，做這些不全然是為了放過父母，更重要的是要對自己更寬容。那個跟現在、過去都過意不去的自己。我也正在慢慢地治癒，希望在這條療傷的路上，有更多人可以相互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