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傳凱
這段時間以來，通過這個專欄，我與各位讀者分享了一些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小故事。各位也許發覺，在這些故事中，一方面談到了通俗報導中較少提及的「地下組織」；同時也發現了許多有血有肉，更重要的是具有自己的思考與自主性的「抗爭者」，而不僅僅是早年人權論述中蒼白脆弱的「受難者」。當然，在長達三十八年的「白色恐怖」歲月中，冤假錯案存在。但在另一方面，許多知道自己為什麼而生、為什麼而行動、甚至為什麼而死去的先輩，也同樣存在著。記憶，應該儘可能兼顧人世間的多樣性。因此，當尋常的論述已經訴說不少冤、假、錯案的故事時，我想多說些那段歷史中的另一種身影。
前陣子，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的紀念日。當年的衝突性質，至今仍然有不同說法。但大致上，可以確定的是，包括「光復」以後的吏治不彰、民生凋敝、治安惡化，加上在公家機關中不同省籍人士間的差別待遇，都是促成這場「官逼民反」的風暴的導火線。當然，衝突之始，出現了本省籍民眾毆打外省籍民眾的多起事件；之後，當民眾進一步接收地方公家機關，而政治菁英則在議會中要求行政長官公署允諾高度自治時，國家的反撲，則是以血腥的槍、砲、子彈作為回應。這場風暴，至今已經六十餘年。時至今日，該怎麼看待這段歷史、選擇記憶或遺忘，則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的集體課題。
今天要談的，不是「二二八」，卻與民間對於「二二八」的刻板記憶有關。民間常有一種說法，「二二八」事件後，造成民間數十年的寒蟬效應，許多家庭的長輩不斷囑咐小孩別碰政治，並造成很長一段時間，台灣的市民社會或公共參與始終萎靡不振。這樣的說法，有對，也有不對。很大程度上，這個專欄常談到的地下組織，是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的風暴後才真正興盛起來。民間無處可發的怨氣，還有在二月抗爭中大量逃開了血腥鎮壓的青年世代，變成為這一波抗爭中最主要的參與者。換言之，一九四七年的屠殺，並沒有造成民間的沉默。一波新的戰歌，曾經在台灣社會暗暗的吹起。雖然，到了一九五○年，隨著冷戰與「白色恐怖」體制正式展開，這股戰歌，終究成為為人遺忘的陳舊之音。
今天，我就用比較廣泛的視野，來談一九四七年後，這股戰歌中的幾段故事。
首先，先來談談一九四七年以後，台北學生們投入的抗爭。台北，從日本殖民時期以來，就變成高等教育機關的匯聚地。無論是台灣大學、師範學院、台北師範學校，乃至於民間自立的延平學院，或一九四九年後遷來台灣的國防醫學院等機構，都集中於台北城周圍鄰近的空間中。因此，在當年教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來自台灣各地的學生，從日本時代的公學校或小學校唸起，層層向上，進入到只有城市地區才有的中學，再從中學進入到大學的窄門。於是，好像攀爬一座高塔，各城市鄉鎮最善於唸書的孩子，不少人都集中到台北的這一處地帶上課。另一方面，由於日本人離去時，國民黨政府曾規定對行李的限重政策，許多日本人於是把家中收藏的各種書籍︱包括社會科學著作、乃至於殖民末期同樣查禁的左翼科學與文學作品︱拿到街上兜售。在當時的華山車站與牯嶺街一帶，形成了這種廉價的書市。
擁有較好讀寫能力的學生，與大批流入民間的社會科學書籍，便開啟了一九四五，乃至於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許多苦悶於現況的年輕人的思想出路。於是，當時在台大、師院，與鄰近學校，出現了許多自發，或是由地下組織穿針引線帶起的讀書會、社會科學研究會、或是壁報組織。說起壁報，今天的年輕人也許會感覺陌生。這就好像比較早期豋場的BBS，乃至於今日的網路論壇或是臉書。但在那個年代，則是一面磚砌的大牆。校園中，具有不同政治思想與立場的學生，會集合起來，討論對特定問題的看法－－從校園伙食到自治議題，從台灣經濟到國共戰爭－－都可以成為公眾輿論的題材。然後，不同派別的學生，有提出問題的、有負責當寫手的、有負責書寫字體的，各方就熱情而激烈的貼出壁報，陳述自己的論點。反對者，也會隨後就貼出壁報。就這樣你來往我，構成一九四○年代後期，校園公共空間的特殊景象。
甚至，家中比較有錢的學生－－走「文青」路線的－－會把家中的唱盤與唱片帶到學校，放古典音樂給同學們欣賞。欣賞完之後，年輕的男女，則會一起坐下來交換對時事的看法。這些活動，一方面是聯絡感情，一方面卻也是培養校園中共同行動的社會基礎。於是，在這些互動中，無論是學生自發成立，或是地下組織刻意栽培，都成為了地下活動秘密物色人、招募人進入其中的重要管道。
當年的校園，不比今日。師範學院（今日台師大）的附近，有一片大水塘與廣闊的田園；台大附近，也沒有今日林立的咖啡店、酒吧、或充斥各國風味的餐館。學生們的生活是素樸的－－除了課堂，娛樂時間，幾乎就是跟朋友們膩在一起。畢竟當時沒有網路與智慧型手機，要「自閉」的自娛娛人，也是很困難的事情。還有，當時的校園宿舍條件不好，像有些學生，有兩年的時間，都睡在當時體育館的更衣間（這以外省籍學生居多）；又像有些學生，因為學校宿舍實在不夠，就睡到殖民時期熱帶醫學研究所的停屍間裡面（當然屍體都已經移走了）。這些密切相濡以沫的環境，更使得前面提到的讀書會、壁報、音樂會、還有各種聯誼活動，捲入了甚至對政治與社會議題不是那麼感興趣的年輕人。一位當年的親歷者跟我說：「也不是要不要去的問題，而是，你不去，你也沒地方可以去了，而朋友們都去了那邊。」
這使得光復初期的台北校園，形成了一種非常特殊的校園氛圍：學生不但人數少、而且關係相對緊密。學生又形成了許多特殊的校園社團。而通過這些人際網絡與社團，各種關於社會、經濟、時局的思想活動，就迅速的在這些學生間蔓延開來。加上－－這也許是關鍵的一點，那個年代，無論是本省籍或外省籍學生，都經歷過戰爭的苦，從二次大戰末期美軍轟炸台灣、台灣年輕人被日本徵召上戰場，到八年抗戰間流亡學生的辛酸血淚，還有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青年軍行伍︱這一切，使得當時的年輕人，對於飢餓、痛苦、死亡、經濟不平等帶來的壓迫與苦難，都有比當代年輕人更直接、切骨、「以身為度」的感受。
這裡來說說王文培的故事好了。在一九五〇年代犧牲的台大、師院學生中，王文培的名字，很少被後人提起。他祖籍新竹，但父親很早就從新竹搬到高雄的中正四路，經營「王大銘腳踏車店」。他的童年就是在二次大戰的空襲下度過的。當時，他們要去公學校上學，日本老師將他們編成「安全隊」，類似現在小朋友一起上下學的隊伍，以確保平安。就在這樣戰亂的童年間，王文培漸漸長大，讀了中學。光復之後，他則考進了台大法學院就讀，逐漸接觸到我前面提到的校園氛圍，思想也漸漸左傾。
一九四八年底，對於政治已份外關心的王文培，就在他童年時「安全隊」好友賴裕傳的介紹下，參與了地下組織，隸屬於台大法學院支部，交給名叫許昭然的學生單線領導。賴裕傳，高雄人，他是王文培孩提時代的舊識，光復後考進師範學院英語系，並於一九四七年的十一月參與了地下組織，並擔任師範學院支部的支部幹事。賴裕傳參與組織後，開始物色身邊的好友，招募大家參加組織。他在校內就讀期間，先後吸收了王文培，還有同樣是高雄人的醫師之子、台大哲學系學生張坤修。回鄉後，又吸收了與王文培同樣是童年玩伴的林賜安、洪天復、林金發等人。（賴裕傳本人，則於一九五○年白色恐怖時期槍決，享年二十二歲。）
王文培參與地下組織後，生活的重心，幾乎都不放在學校課業，而是在積極參與抗爭行動上。他經常回故鄉，想要鼓勵同鄉的青年一起奮鬥。比如說，他經常回高雄，經常與高雄中學的學生接觸，向大家說明時局，還有介紹社會主義思想。有一回，王文培親手草擬了傳單，要宣傳當局的惡政，並要雄中學生李明海拿去學校裡頭張貼。但李明海大概因為年紀小，心生膽怯，並沒有付諸實行。
另一方面，隨著一九四九年的局勢變化，賴裕傳要王文培嘗試去收集武器彈藥，準備從事地下武裝工作。活躍的王文培，便找到了在軍隊中服務的蕭義村、蕭義雄兩兄弟，並要他們私下弄來了五包炸藥、五支雷管、導火線四尺，並按照指示，交給了東港一位不知名的地下黨成員（關於他的身分，也許永遠都無法釐清了）。從這些事情中，可以看到，原本應該走向學術之路的王文培，卻因為特殊的時代氛圍，已經轉向了走向群眾、走向武裝革命的意外之道路。
但意外的還不只如此。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全面撤退到台灣。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到台灣海峽，祛除了國民黨的「外患」，使其可以專心整治台灣島內的反抗勢力。於是，一九五○年，保密局全面破獲在臺大、師院為核心的地下組織「學生工作委員會」系統。除了逮捕大量的學生外，也使得剩餘的漏網者，如驚弓之鳥般四處躲避。前面提到的賴裕傳、張坤修、林賜安、洪天復，通通於這場風暴被捕。林金發，幸運躲過追捕，躲到高雄縣的山間，卻因為恐懼過度，導致精神失常，最後由家人帶出來「自首」，但他的心智困擾卻成為永恆的傷害。
至於王文培，他也躲過了那場追捕，但之後卻是漫長的逃亡之旅。他躲回父親在高雄開設的腳踏車店，告訴他自己被特務機關通緝。愛子心切的王大裕，沒想到兒子會捲入這樣的風暴，於是想辦法將他送到彰化員林的張姓友人家中，然後又將路上撿到的身份證，替換成兒子的照片，並且私刻檢查章，讓王文培可以「換臉」躲藏。可是，歷經了一年餘，在當時全台的強力緝捕下，彰化警方還是發覺了王文培「不自然」的身份證，因此將他緝捕歸案。
一九五三年九月五日，時滿二十五歲的王文培送往刑場槍決，其父王大裕則判刑六年。痛失獨子的王大裕，又遭逢牢獄之災，在獄中的精神狀態一直不好。而一九五○年賴裕傳等人槍絕時，照當時的獄友傳說，兩台載滿台大、師範學院學生的卡車上面，一大群即將赴死的年輕人，是高唱著象徵人類解放的「國際歌」死去的！但王文培死去的那天，也許是孤獨赴死的吧。他的案件，只有他「孤伶伶」的判處死刑，沒有童年舊識、沒有大學好友、也沒有地下活動時期認識的青年們。就只有他自己，獨自走向由孩提時父親經營的腳踏車店、高雄的中學、台北的台大與師範學院、還有新店溪畔的生命終點。
下一期，我會繼續介紹幾位在「後二二八」時期，吹起激昂戰歌的年輕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