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柏君。近幾年來，你可能陸續在各領域聽過這個名字，比方棒球圈、比方政治界，但也可能你聽過的是他另一個名字──索非亞。就是台劇《通靈少女》中，主角的原形人物。
索非亞還寫書，《靈界的譯者》系列談他從學生靈媒，走向成為棒球女主審的故事，也談不通靈之後，作為前靈媒的自己，如何思考生命的追尋與課題。
隨手google一下，就能約略窺見劉柏君的人生經歷之豐富，彷彿活過一般人三倍份量的人生。而近幾年，他創辦台灣運動好事協會，為兒少運動員提供彈性的課輔、提供支持、陪伴計畫。
他說，我立志要做一件事情：
「我要讓這些孩子有很多選擇」
2023年11月21日下午，劉柏君於立法院舉辦的「要運動、不要傷害──終止體育暴力，正視兒少體育政策需求公聽會」上發言，認為台灣的體育發展應從學校走向社區化。
話很短，但解讀起來卻可以很複雜。社區化的意思是要在社區設立體育班嗎？或者由幾個鄰近學校共同設立體育班？又或者還有其他可能？劉柏君在這句話裡想傳達的想像為何？
於是我們前往台灣運動好事協會拜訪，訪談剛開始，劉柏君便反問：「我們在培養兒少運動員時，你要的是成績，還是更好的公民？」
體育與公民有何關聯？這問題似乎有些奇怪，但劉柏君從歷史說起：「以前我們國家的背景，外交風雨飄搖，需要獎牌得到民族自信心。但這些年來開始注重到選手的權利與身心健康發展，那麼，我們要走哪條路？我們對體育文化的共同願景或方向是什麼？」
她描繪「社區化」的藍圖，認為體育的教育可以不只在學校實踐，必須更普及到社區，且不是像現在很早就進入專項訓練。學生可能不只參加棒球隊，也可以是桌球、同時也學小提琴，每件事一周各花一、兩天，等到慢慢大了，發現自己哪方面比較喜歡，再考慮進入專項訓練。一方面，是擴大體育人口，另一面，是她認為小孩的發展也該像金字塔那樣，什麼都可以有機會去嘗試，再考慮自己要走怎樣的路。
對劉柏君來說，體育就是教育的一環，就像數學、英文等學科一樣，體育可以培養出更健康的公民：「運動訓練是身體數值的發展、感覺統合。但你去看早療的課，基本上就是玩遊戲、讓人找回協調等等，變得更健康。另外，體育的過程中還能學習到什麼？學習到團隊，學習到成就動機，學習到自律，這都是培養一個更好公民很好的一個過程。它是各種教育選項的其中之一，為了讓學生變成一個更好的人，至少我覺得十二歲以下應該是這樣的。」
體育也是教育──想想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體育課難道不是寫在課綱，放在國民義務教育的一環嗎？但我們常常忘記它其實就是教育。
忘記的原因並不難理解，遺忘存在於我們的歷史脈絡裡面──台灣曾有過非常壓榨兒少運動員的時期。在各運動領域裡，我們永遠都能找到那些年輕時叱吒風雲，宰制國際比賽的兒少選手，紅葉少棒的夢很耀眼，但夢境過後，許多人的故事都有著相似的悲傷結局──過度訓練折損了他們的運動生涯。原本能投六局比賽的投手，從此只能負擔短局數的登板。許多人落下傷病，生涯最高峰停在青少年階段。
事實上，許多運動已停止舉辦U15（Under age 15）以下的賽事，而日本的柔道賽事也因發生過多起過度訓練與腦震盪致死意外，宣布取消10歲至12歲兒童的全國大賽，正是基於過往競爭排名下，致使兒少運動員訓練成傷的反省。
但台灣的反省來得甚遲，奪牌文化的魅影太吸引人了。1968 年，台灣省政府成立的「體育實驗班」，為台灣最早的體育班雛形。當時的目的即為「俾能參加國際體育活動，為國家爭取榮耀」。但伴隨著的，是體育班的學生往往被認為「不需要念書」、「練好體育就好」。他們的受教權被剝奪，另一方面，每每當體罰案件發生在體育班時，社會大眾與家長往往都抱持著「不打不成器」、「有體罰才能訓練」的想法，容許了體育班學生承受多餘的受傷風險，以及暴力。
而劉柏君反覆提醒一件事情：「在成為運動員以前，他們是兒少。」
作為兒少，他們本應有免於受到暴力的權利、有受教權、有著與一般學生一模一樣的基本權益。而我們似乎下意識的對體育班的學生有著差別對待。
「體育班的制度讓我們成年人很好管理，但相較之下剝奪了孩子很多的權利。像受教也是他們的權利，但這卻是被剝奪的。」劉柏君明確的看見了「權利遭受剝奪」的現況，讓她與好事協會開始提供兒少選手們彈性課輔。因為現行的課輔制度時間固定，但表現越好的選手，越容易因為出賽的關係而無法固定接受課輔，在使用上相對不便。
而之所以希望體育班學生能夠持續學習，除卻「能跟上進度」的眼前考量外，更長遠的想法，是不希望體育班的學生被社會排拒在外。劉柏君雖非體育班學生，但自小接觸運動，長大後也從事體育裁判，在體育圈從業已久，她看見政府試圖協助運動員轉職，但執行的效果並不理想。他嘆道：「跟社會脫節太久，因為體育班平常交往與生活方式，都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樣。而受教權的被剝奪也影響他們基本能力的發展。當運動員退役才要回歸社會時，那落差就很大。」
說著，他直言自己對體育班的終極目標是廢除，因為兒少應該擁有自由參與音樂、文化及體育的權利，而這會是一項困難的挑戰。
「很大爭議是說那成績怎麼辦？訓練怎麼辦？簡單來說就是教練跟家長會變得很麻煩，但現在很多學校也在推動不用體育班，而是讓一般班級的學生能另外參與訓練。」
在許多體育班的體罰、性平事件裡，往往會看到家長也跳出來反彈，覺得如果不這樣訓練就無法奪牌，無法奪牌就不會有好成績可以保送到好學校，於是小孩必須忍耐暴力、忍耐侵犯。但劉柏君強調：「我們沒有要放棄奪牌，只是不要用現在這種手段。現在的方法像販賣機，把小孩集中起來訓練，錢丟進去了，就要有獎牌掉出來。可是練了這麼久，我們也沒有大谷翔平啊？社區化是我普及，但參與的人多了，自然就會跑出一個獎牌出來。」
心心念念著被剝奪的孩子，而其實劉柏君也曾經是被剝奪的那個。作為第一位棒球女裁判，最初球場內沒有女性廁所，他想著「好吧，是我自己要參加這運動的。」直到去大聯盟進修，他們說「這是你的權利！」，讓他豁然開朗。然而在爭取權利的路上，他也跌跌撞撞，遭同僚性騷擾，申訴性平卻受排擠。能走這條艱辛的路，他說，那是因為自己有很多的選擇。他是靈媒、是作家、是棒球裁判，也參政。於是他回過頭來想問：「我們有沒有讓孩子有選擇？有沒有結構性的剝奪他們的選擇？」
於是開頭的那句話還有後半段：
「我要讓這些孩子有很多選擇，
有很多選擇，他們就不用只有忍耐了。」
2020年東京奧運，台灣拿下了史上最多的獎牌。2024年巴黎奧運，社群上到處都見人分享台灣隊的可愛花絮與選手故事，而在林郁婷受到假訊息的攻擊時，民眾們紛紛表示「支持郁婷」。選手們有血有肉，他們不只是奪牌機器，而是有情緒、有故事，讓台灣人跟著一起哭、一起笑的，我們的同胞。
我們會走向哪條路？從這兩屆奧運中台灣社會關注的角度來看，方向已經很明確──我們依然希望能奪牌，但同時，我們希望選手們都是笑著的、快樂而健康的體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