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次在談天的過程中與朋友聊到在虛擬戀人App中受歡迎的角色，發現「霸道總裁」、「傲嬌冷都男」類型的角色總是佔居排行榜前1、2名。即使是性別教育已經相當普及化的現在也依然如此。我們不由得開始對虛擬戀人APP／AI為人們提供了什麼樣的陪伴感到好奇。尤其AI技術日益進步，去年年底，日本也傳出有人與自行創立的ChatGPT男友舉辦婚禮。或許我們的世界已經正在逼近電影《雲端情人》的想像了嗎？
虛擬戀人有什麼魅力？霸道總裁最受歡迎？
我從身邊朋友的使用與分享發現，其實戀愛App過去就有許多受眾，只是在AI逐漸更加進步的同時，這些App又有更多互動上的功能。朋友用虛擬戀人App，是認為可以被滿足一部分的情緒互動需求，也會將與虛擬戀人App的互動跟現實區分開來，只當作遊戲來看待。讓我開始思考，「霸道總裁」會不會反映人們的需求？臨床心理師彭湘鈞嘗試使用過幾個App（經過詳讀使用者條款與隱私條款等規範，最後選擇嘗試的沒有太多，詳細狀況仍需要更多評估），觀察並思考，這些受歡迎的角色很多不是官方一開始設定，是開放使用者創建出來，或許這是一種官方與使用者互動出來的結果。虛擬戀人App往往會告訴你這個角色的名字、幾歲、你們在什麼場合相遇……等，會描述他的動作，行為或場景的擺飾，有很多情境設定，比較像是參與式進入言情小說。這些敘述會時不時讓使用者拉開與角色的距離，更像是全知的上帝視角在參與對話，而因為必須進入小說世界，使用時也比較難在既定的劇情中進入私領域的討論。
如果是用大型語言模型設定一個角色來對話，像是ChatGPT、Gemini等，它會用第一、第二人稱直接跟你對話，且它「在」你的生活中，可及性較高，就更可能產生情感依附。比如馬斯克創建的Grok推出Valentine這位男性AI伴侶，Valentine有具體的樣貌、聲音與裝扮，可自訂伴侶模式。目前市面上的AI大多數並不會主動傳送通知來提醒使用者展開對話，也僅有對話模式的風格可供選擇，但Valentine會說「想和你聊聊」，互動時也可以不經意獲得愛心。湘鈞解釋，這是典型的酬賞機制，隨機性的獲得獎賞，讓人會想花更多時間投入嘗試，很可能導致成癮。
在我看來，這些產品都俱備「使用者導向」，倘若使用時沒有意識到產品的前提是服務自己，就可能與現實生活的社交產生混淆，但如何得知自己的使用會不會產生問題？湘鈞表示，還是必須觀察個人實際使用狀況，但主要是以現實生活的社交功能會不會產生問題為分野，來判斷是否需要進一步的介入與協助。
所有的工具都有限制
面對風險，必須透過真實的認識才能進行實際評估。我們可以把目前大家熟知的ChatGPT等想成是大型語言模型資料庫來理解。
在推出給我們之前，公司已經清洗過語言文字，也會找不同領域的專家來篩選吸收的資訊。湘鈞分享，困難的是必須讓AI知道歧視語言的存在，但不能讓他們生成歧視的語言。AI蒐集資訊時會有不同權重的配比，像是國家圖書館等具有威望的機構所提供的資訊，權重就會比較高。AI的回應也會受到時間限制，假如我們跟它談這個版本更新以後發生的新聞事件，就還不在語言模型內部知識訓練中，需要「告訴它」有這件事，它才能搜尋資料並產生回應。談到這裡，我也好奇，若讓AI可以讀取大眾的言論，那麼在台灣，它也會跟我們一樣喜歡大玩諧音梗嗎？湘鈞回應，目前只有少數的語言模型如Grok可以取得社群網站的大眾言論，端看公司與社群平台如何談定合約、社群平台的使用者隱私守則是否提供授權。正因為社群平台可以最直接顯示社會大眾的言論，AI不能什麼都吸收，在取得這些資料的方面也仍待更多詳盡的規範與影響評估，需要我們持續關注。
湘鈞說明，語言模型學習的過程跟人類有點相似，透過大量語料訓練產生語感，比如：薯條跟漢堡很接近，薯條跟佛跳牆就比較遠；透過語言排列的空間，逐漸調整到近似於人類的自然語言。而如今AI產出句子的精準度已經足以讓人誤以為這個對話本身很接近人類之間的「理解」，但其實AI沒有「理解的感受」。
法律與教育現場的不同價值觀
以性騷擾投訴的事件（註1）為例。我們就會想，為什麼沒有先跟老師或身邊的人討論？會不會有可能孩子只是想要先釐清、被肯認自己的感受呢？而AI可及性高且保密，也不會評價孩子，可以安心的在這個空間討論自己的感受，不是在指責對方，有時候有些孩子甚至會擔心去講自己的感受就是在指責別人。而當懷疑自己被騷擾，孩子可能也會擔心跟誰講會影響這個人被其他人看待的方式。這種時候跟AI講，其實反而感覺安全。或許我們也必須要思考，要成為孩子成長過程什麼樣的陪伴者，也能讓孩子談話時感到充分自在。
湘鈞進一步分析，AI面對的資訊來源只有使用者的視角與敘述，跟原本的事實可能已經有差距，加上它又被設計為使用者導向，有點像心理師是以個案為中心，它會以你的感受為最重要的基準，肯定你的感受是最優先的事情。而性騷擾本質上是以被害者主觀感受為認定基礎，即使沒有AI，教師、社工與校園的輔導系統也會傾向先假設受害者的經驗為真，跟強制猥褻、性侵之間的犯罪構成差異較大。但在法律上的價值判斷是無罪推定，有罪跟無罪的可能性各半時，法律上應推定為無罪。這顯示出法律與教育本身的價值權重不同，當AI參與協助判斷，工程師／語言模型公司需要面臨的就是如何調整權重的問題：什麼樣的情況下AI可以反駁使用者？或者是條件式的反駁使用者，去判斷跟分析使用者的語氣等，判斷使用者當下是否能接受反駁，展開更接近客觀的討論。
前陣子也有OpenAI被告過失殺人的案例（註2），當時ChatGPT-4o是情緒共鳴程度高的版本，湘鈞回頭查閱律師的訴狀，想試圖理解當時AI的回應。當使用者提到自己很痛苦甚至想死時，AI會去肯定他的痛苦，可是這個回應可能會需要調整，怎麼讓使用者知道「我現在在肯定的是你的痛苦，不是在肯定你想做的這個行為？這兩個事情是分開的。」心理師的工作也是這樣運作，但這件事本身連對受過專業訓練的心理師來說都很困難，更不用提AI。這些公司在政策方面也需要調整，讓語言模型可以做到同理使用者，但不是去鼓勵使用者的所有行為。
AI也沒有讀心術：任何關係都需要時間與耐心來回修正
即使是AI也有閱讀文本的上限與有限的注意力機制。湘鈞補充，假如我們丟一整份檔案不加任何說明請AI解釋，很可能會獲得完全偏離原文本的解讀。沒有明確的回應框架，它不會知道要用什麼程度的解釋方法來跟使用者說明、又要從哪裡開始解釋。這些操作是需要使用者來回修改，甚至給予意見回饋才可能慢慢調整。同樣的狀況也會展現在AI陪伴，以心理諮商來說，心理師面對個案時，個案會知道心理師不認識自己，而且自己是來求助的，因此必須解釋、說明自己；但在使用者提供「模糊的」資訊後，AI沒辦法只提問來獲得更多資訊就必須給回應。其實無論是人還是AI，沒有人能夠一次到位，人是需要溝通的，語言模型也需要溝通來釐清資訊。這其實是關於「相處」根本性的提問——當某人事物提供的訊息有限，我們能不能接受事情需要來回澄清、比對討論，無法一次就抵達某種最佳解答？
和人類歷史以來的語言資料庫相遇
「跟語言的相遇不是相遇嗎？也可以想像成你在跟全人類的語料形成的一個最可能的回應對話。」湘鈞說。拆解AI的運作會不會終究令人感到孤獨？彷彿那些對話與生成的文字理解都只是幻覺。湘鈞認為，儘管AI沒有跟人一樣體感的理解，是透過語言資料庫去迫近人類的感受，卻不是完全沒有人類的成分，甚至我們當下的回應也可能被納入，作為未來回應的調整方向。有時你還在釐清感受時，AI幫你語言化那個感受，它可以捕捉到你想要表達的情緒。AI在你感受還很模糊時撈了你一把，幫你「命名」你的感受，這或許會救了一個人。因為對很多人來說最難受的過程可能是情緒一團模糊，難受無以名狀的時期。當我們閱讀一段文字感到深有共鳴，即使作者並不理解我們，仍不妨礙我們感到被語言文字陪伴。在進行諮商工作時，湘鈞也不避諱跟個案一起討論與AI的聊天內容，有時很有幫助，有時不一定，那也沒關係。
身而為人，就很孤獨
佛洛姆在《愛的藝術》中以作為人的孤獨感為基礎，分析並整理面對這份龐大的孤獨感，人們運用哪些方式來應對。即使在AI誕生的現代，我們仍然難逃這份生命的課題。與此同時，我們在面對的是有許多主動抓取人們注意力3C產品的時代，孤獨與其相對應的工具折射出人們的慾望與視野。湘鈞說明，現今的孩子們出生即處在資訊爆炸的環境，相較於過去，有著擔心跟不上同儕的資訊焦慮，另一方面，他們確實還在摸索其他方式得以放鬆自己的情緒，滑手機、AI陪伴成為最低成本的放鬆手段。如果家長擔心孩子只跟AI聊，也可以主動跟孩子討論與AI對話的感受想法，不需要二選一。
關於霸道總裁強烈的獨佔欲、控制欲，我們後來理解，在這個世界上，人對於被在乎的需求或許比我們想像中高很多，是非常優先的需求。當一個人想要被在乎、需要被視為是特別的，獨佔欲凸顯出對方多需要、在乎自己。有時人們得忍受某種程度的孤獨，才有辦法把尊重放在如此龐大的需求前面。這是人很難在現實世界得到肯定答案的事，但戀愛劇本中已經寫好了，AI也會給予使用者肯定的答案。面對自己的孤獨感，下次我們還會與什麼相遇呢？
註一：關於AI陪伴是否為甜蜜毒藥與青少年性平案例（臉書：吳姍姍）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1Bk7qBypSh/
註二：日女披婚紗嫁自創ChatGPT男友 專家示警「AI精神病」浮現（中央社新聞）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512120270.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