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舒雅／饒舌創作歌手、政治工作者，作品如華康少女體內份子、Rule男Freestyle，反映歷史、國族、性別等切身議題。
◎余貞誼／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性別與科技，關注數位社會的科技中介所帶來的社會效應，探究其中蘊含的性別秩序想像。
貞誼老師好：
這陣子跟朋友聊天聊到「名人稅」，意思是成為名人、享有名人光環與話語權的同時，也要承擔大眾對於名人的批評與放大檢視，這些需要承擔的負面後果就是所謂的「名人稅」。
我這邊想談的是，女人，被課的名人稅，真是重的不可思議啊。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男女性公眾人物身上，會得到的後果與評論真是不同，而這與社會對於性別的預設有關。
日本已婚男星田中圭，被爆出與未婚日本女星永野芽郁有出軌婚外情。在社群上、媒體上，清一色是對女方人設崩塌的失望、對女方介入家庭的批評、有人還形容女方「難翻盤了」。媒體的標題，幾乎全以女方為主詞，但可笑的是，這件事情最該檢討的，難道不是已婚卻沒能管好自己生殖器官的男方嗎？他甚至是個有老婆的人。出軌的男性遭受的檢討，遠遠不及女方，再怎麼說，這件事情也是雙方各有一半的責任，但大眾總是把焦點都放在對女生蕩婦羞辱、對女生清純的破滅，彷彿男生就置身事外似的。
其實，這件事情完全是他們的私事，我也不在乎其他人感情的細節，但是看到有人說女方「難翻盤」，我真的有怒不可遏的怒氣──憑什麼？相信再過不久，就能看到田中圭繼續出現在螢光幕前，扮演他的好男人、好演員形象；而永野芽郁，卻將一輩子被貼上第三者的標籤，永遠不得撕下來。可以想見，接下來每一則永野芽郁的不相干報導，底下都會有人不斷提起「他是第三者」──這個社會，會牢牢幫女生記住他的汙點。
近期有台灣歌手發表新歌，裏頭有一段影射某知名男星介入某知名女星的情感，有趣的是，明明在這個事件裡，那位男性才是感情的介入者，卻不見如同永野芽郁那樣「難翻盤了」、「形象崩塌」的評論。反而，大家的訕笑又再度針對女方，說那名女星「吃得開」、「以為只是外表愛玩，沒想到真的很愛玩」。原先兄弟間的紛爭，牽扯進一名女性後，成功轉移焦點。女方被課以代價慘重的名人稅，而男方，再度躲在女方後面。
最近也看到，律師李怡貞爆出某啦啦隊員是富商「小三」，大家瘋狂猜測是哪位啦啦隊員？卻不見人猜測，「是哪位富商」？真好笑，將女性拉出來羞辱，而「富商」卻無人追究，明明他才是已婚人士，才是最應該被譴責檢討的，在這次事件中卻幾乎無人關注，全藏在對女方的炮火之下。
我們一次次看到，男性可以輕易脫身，女性卻被釘死在恥辱柱上。可見，大家會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去指責女性作為第三者，但從上述事件就可看出，其實群眾真正在意的根本不是「誰才是介入感情的第三者」？大家在意的是，這些三角關係裡的女生是誰，無論這個女生站的角色是什麼，「她」總是被關注的焦點。男性作為第三者所承受的名人稅，遠遠小於女方。
難道是因為，男性的性，往往被視為優勢的勳章、是陽剛魅力的展現、甚至是加分項？但女性的性，卻被視為是恥辱的、羞恥的、難以啟齒的，而且女性是被預設為清純的、乾淨的，性對於女性，是髒汙、是汙點、是不可被提及，否則就是扣分的。
我並不是想為這些女星打抱不平，更不是認為這些女星做的都是對的，也並非認為一對一關係是必須守護的傳統價值、亦不是把這些明星的八卦事件當成茶餘飯後的有趣話題；我書寫這些，重點是在於嚴肅的凸顯──大眾對於女性名人與男性名人真的太不公平了。從上面三個舉例，可以看出男性與女性做了同樣的事，遭致的反彈與羞辱是截然不同，而這種雙標可能是未被大眾認知的，更有可能是在指認後被大眾「否認」的。
是的，一直以來，大眾總是否認著對女性的雙標；女性被課的高成本名人稅，裡面隱含著社會對於女性的高期待，這期待包含了：要守婦道，要體面，要乖巧，要乾淨。行為不能有任何汙點，否則，就算發生了這些事情，會看到男性總是隱身在女性後方──大家攻擊的焦點只會在女性身上。
所以啊，就如同韓劇《黑暗榮耀》裡呈現出的，在現實社會裡，只有女性會「社會性死亡」，男性是不會「社死」的，男性唯一的死法只有物理性死亡──社會對於男性的人際關係與行為，是非常包容的，而女性一旦被抓到把柄，男性絕對不會寬容你，女性也不一定站在你身邊，甚至可能踩得更兇呢。因為，父權思想是不分男女的。
舒雅
舒雅好，
閱讀你的文字，完全感受到一股生猛的怒氣。這個怒氣是看見不同性別在同一社會事件中遭遇的差別待遇／雙重標準而萌發的不平之鳴。如此的不平之鳴是女性主義發展中非常核心的價值關懷與實踐動能，也是支撐我初始接觸女性主義理論與相關思辨的重要力量，因而我對這股怒氣感到十分熟悉，但卻也隱微感受到，激發這種怒氣的社會環境，有著更勝於以往的幽微反挫力量。
第一、二波女性主義的發展是始於爭取法律與制度上平等的解放政治，包括投票權、教育權、勞動權和財產權，關注的是挑戰既有制度的不平等結構，以解放女性免於壓迫。直到第二波後期與第三波女性主義，才逐漸以「個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關懷，納入對生活政治的討論。所謂的生活政治，指的是個人選擇「如何生活」與自我身份建構的方式，包括對文化（如反思與重塑傳統女性規範）、身體（如察覺到女體與外貌的社會規訓）、情感（如翻轉被凝視的客體位置進行自主選擇）與主體性進行反思與改變，企圖翻轉既有文化規範與權力結構所束縛的生活空間，讓「我想要如何生活」的議題和行動也成為一種政治實踐。
舒雅所談的名人稅的性別雙標，正是生活政治所涉及的面向──關於誰應該怎樣過一種理想生活的想像。情感不倫作為一個道德德目，其意義並非僅是抽象的獨立存在，而是會與更多複雜的社會標籤相互結合，匯成不同的懲罰力道。當情感不倫與性別的標籤結合時，父權規範中所欲維持的性別秩序，也會一併成為我們理解並評價情感不倫事件的價值體系。這也是舒雅所觀察到的雙標之根源。情感不倫在女性身上所引致的評價，是召喚出社會對「好女人」的價值想像──「好女人」是清純的，過多或放縱的情慾實踐是壞德目，甘冒大不諱的情感不倫更是大忌，一舉破壞了清純、乖巧、利他的「好女人」中心德目。然而，事實上，「好女人」的框架，與制度性排除女性權益的壓迫一樣，都是一種對於生命空間的差別待遇。「好女人」框架所造成的壓迫力量，就是女性主義哲學Kate A. Manne所說的「厭女」。所謂的「厭女」，並不是一種仇恨女人的心理學特質，而是一種性別秩序的統御，一種將父權規範和期待寫進社會框架，並以此進行監控和強制的力量。當有女性去違犯或挑戰父權規範，嘗試去鬆動既存的性別秩序時，整個文化系統就會對這樣的「越界女性」進行道德懲處，就如同舒雅所提及的，污點、羞辱和社會性死亡。
這樣的厭女現象本身並不是新的，新的是當我們有了概念與框架去意識到此種現象對生活施加的障礙時，整個社會對此的意識並未一致向前。觀察臺灣社會大眾對性別平等的想像，多是以解放政治的平等面向來論證臺灣的性別平等已達致里程碑（比如我們很常聽見「臺灣都有女性總統了哪還有性別不平等？」）。一旦討論的焦點轉向生活政治，挑戰關於文化、情感與身體層面的性別規範時，這些討論經常不是被忽略，就是會被轉譯成「性平意識走過頭了」、「政確戰士又來了」甚或是「女權自助餐啦」等嘲諷，將上述的挑戰與改變視為是無事找碴、須索無度的宣稱。我彷彿感覺性平進程就像一場集點賽，當社會在解放政治的面向拿到80點時，就會對生活政治的積攢努力，展現出一種「80點了你還不滿足，你還要那2點？」的氣味。彷彿那只是額外的、附加的象徵好意，不是可以自己端上檯面要求的名目。
然而，性別平等所關乎的，從來不僅只是「我憑藉著什麼生活」（機會結構的問題），還包括「我想要怎麼生活」（生活形式選擇的問題）。我們除了努力不讓性別成為影響機會結構的因素（如不因性別而無法平等受教、同工同酬、參與公共事務）之外，也要努力不讓性別成為屏蔽生活形式選擇的障礙。以此來看，「憑藉著什麼生活」與「我想要怎麼生活」事實上同樣都涉及人類存有的權利。關注人類的存有，何以是找碴呢？
生活政治的議題之所以被社會漠視、或將其看成僅是性平倡議中的招待小菜，很可能是它埋藏得過於幽微，它活在每一個我們選擇「如何生活」的細節之中，因而盤根錯節於價值觀、慣習與微觀權力的網絡。要意識到它的重要性，或使舒雅筆下的那些怒氣擴出一個對話甚或相互理解的空間，關鍵可能在於讓社會重新定義何謂「重要事務」的政治行動。從女性主義「個人即政治」的關懷出發，情感、身體、自我敘事、日常決策這些「私人」選擇，其實都深植在社會結構與文化規範中。當我們去反思「這個社會為何要這麼做」時，事實上就是讓那些熟悉化的性別秩序現身，讓我們看見，每一個平凡的日常都隱含著性別權力的作用。
我想，這個專欄筆談的對話，也許就是一種去重新政治化日常生活的努力。透過將每一個「如何生活」的細節放回其所鑲嵌的權力結構，然後提出另一種生活可能性的想像，或者，我們就可以逐步讓這些生猛的怒氣，逐漸匯聚成展開改變的火花吧！
貞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