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慧真（作家）
宛如滿月的嬰孩抓周，十三歲，剛升上國中一年級，我在台北信義路金石堂書店，書架上隨機抓到的那本書是《變形記》。
《變形記》列隊在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書系，左邊是三島由紀夫《金閣寺》，右邊是馬奎斯《百年孤寂》。十三歲的國中生當然不知道這些作品在世界文學史裡像金子一樣珍貴，「抓周」純屬巧合，在新潮文庫旁邊的言情羅曼史書櫃，才是我來金石堂的主要目的。曾在租書店借回去，被母親發現了通通撕碎，此後我只能來書店罰站貪看羅曼史，千篇一律王子公主的愛情故事，讀了兩三本之後便乏膩。沒有太多娛樂的上世紀八○年代，外頭忽然雷聲作響下起西北雨，我繼續待在書店，從隔壁櫃隨手抽出一本書，封面上是一個男人的臉，介於亞洲人與歐洲人之間的猶太人長相，濃密眉毛下是炯炯燃燒的眼神，最引我注意的是彷彿惡魔一般的尖形耳廓，有著這樣耳廓的人必定和我一樣暗藏彆扭的性格，1883年生於奧匈帝國布拉格的法蘭茲‧卡夫卡，他孤僻又帶點神祕主義的模樣瞬間抓住了我，也許這就是文學抓周的宿命。
「某日早晨，格雷戈爾‧薩姆薩從不安的夢境中醒來，發現自己在床上，蛻變成一隻陰森巨大的害蟲。」翻開《變形記》第一句我就看得懂，冷峻白描的字句沒有太多意識流或者華美修辭。對於主角格雷戈爾而言，清晨翻身起床是反射性的動作，他發現這一天背脊僵硬，只能微微地抬起頭，看見自己隆起一節一節的褐色肚腹，經年累月跑業務的強健雙腿，蛻變為十幾雙細小的，甲蟲的足，無助地在他眼前揮動。格雷戈爾還來不及煩惱「人變形為蟲」該怎麼辦？他的職業是布料推銷員，他擔心的是趕不上第一班清晨五點的火車。現在是早晨六點半，他在床上仍然被巨大的肚腹以及孱弱的細腿所困擾，無法翻身起來盥洗出門，趕不上第一班還可以趕第二班、第三班，工作五年來他沒有請過一天病假，太反常，實在太反常了！反常的不是變成蟲子這件事，而是早上七點沒帶著他沉甸甸的布料樣品圖冊現身在辦公室。連家人也發覺他的反常，第一個來敲門的是慈愛的母親：「六點四十五分了，你不是要出門趕車嗎？」接著是暴躁的父親用拳頭重重地捶門，父親的擔心其來有自，他還欠著布料公司老闆的債務。只有妹妹耽憂哥哥可能病了：「你不舒服嗎？需要我幫忙嗎？」十七歲的妹妹多才多藝，拉得一手好提琴。格雷戈爾工作的一大動力，是讓妹妹可以去讀音樂學校。變成蟲之後，格雷戈爾只有一次忍不住跑出房間，聽見妹妹的琴聲讓他心蕩神迷，他心想，如果他已經徹底變成昆蟲，應該不懂得欣賞音樂吧！這樣和善柔順的妹妹，在小說裡是第一個放棄格雷戈爾的家人。
七點十五分，大門的門鈴響起，公司經理來了，格雷戈爾細小的腿更加急促地舞動著，經理在門外質問：為什麼沒有搭上第一班火車？格雷戈爾想為自己辯駁，他說出的話語像蟲叫，經理說剛剛那好像是「動物的聲音」。父親幫忙緩頰，說兒子滿腦子都是工作，下班回家都不出門，坐在桌邊默默看報，或查看火車時刻表。妹妹想打開門看哥哥到底怎麼了，門卻反鎖，「格雷戈爾一點兒也不想開門，他沾沾自喜於旅行中養成的小心謹慎，即便在家裡，入夜也必定把所有的門鎖上。」
在現實生活中，卡夫卡並沒有一個可以上鎖的房間，他的房間夾在父母房和起居室中間，每天父母都要穿過他的房間去就寢，卡夫卡有篇文章〈巨大的噪音〉：「我坐在我的房間裡，整所住宅的噪音中心。 ……瞧，父親一頭撞進我的臥室，他穿著拖地的長睡袍，走向我臥室另一側的門。」沒有絲毫個人隱私。到了三十而立之年，兒子仍和父母同住，父親可以恣意穿過他的房間，猶如以其意志粗暴地穿過他的生命。少年時期，父親對卡夫卡施加的懲罰是叫他脫光衣服在陽台罰站，讓他痛苦的不是寒冷刺骨的天氣，而是赤身裸體的羞恥感。創作是父親嗤之以鼻、卡夫卡唯一可保存內心的方式，他寫信給父親：「我在寫作中確實能獨立地和你保有距離，雖然這會讓我稍微聯想到蟲子：這隻蠕蟲的下半截被一隻腳踏住，上半截卻掙扎地斷開，奮力朝一旁爬去。」
《變形記》裡格雷戈爾的工作「布匹推銷員」是父親從前的職業，不是卡夫卡自己的。父親白手起家，在布拉格老城區開了一間賣女士用品的商店，雇請十五位店員，寒鴨（Kafka捷克文的涵義）為其商標。每天早上，卡夫卡的小妹奧特拉吃完早餐就要趕去店鋪，七點一刻準時開門，父母隨後就到，會一直待到晚上九點關門為止。卡夫卡是家中長子，下有兩個夭折的弟弟，還有三個妹妹。卡夫卡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乘載父親全部的指望，希望他繼承店鋪，出人頭地。內向的卡夫卡對開店一點興趣都沒有，他多年苦讀拿到法學博士，進入保險公司工作，用硬梆梆的文字撰寫《刨木業事故預防措施》。卡夫卡並非一個失敗的員工，他賣力工作晉升到高級主管，這是一條逃離父親及其店鋪的路徑，他依然不快樂。卡夫卡白天工作，夜晚聽著父親的打呼聲寫作，在筆記本裡寫好又撕去，毀棄的作品遠遠多於留下來的，甚至連留下來的也差點留不住，1924年，四十歲卡夫卡因喉頭結核去世，死前他將作品託付給摯友請其毀去，摯友背叛他的遺言，才有作品流傳於世。
卡夫卡寫信控訴父親：「檢視糾纏在你和我倆之間的這場可怕爭訟。你在這場爭訟中總是自詡為法官，不過其實你至少在極大的程度上也跟我們一樣，同為弱勢且迷惑的一方。」父親是《城堡》裡無理糾纏土地測量員的官僚，父親是《審判》中羅織無辜者罪名的法官，也是《變形記》朝著格雷戈爾咒罵並用蘋果擲傷他的那個「父親」。卡夫卡與父親的對峙綿延無盡，父親在文學上形成一種暴君與極權的象徵。
「卡夫卡式的荒謬」後來成為一種情境、一個專有名詞，難得可貴的是《變形記》讓十三歲的少女能理解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情境。在上世紀八○年代，剛剛解嚴的時空猶然拖著戒嚴尾巴的校園生活，每天早上五點半的鬧鐘，趕七點的早自習，八點整開始國文數學歷史地理生物理化，沒有體育家政也沒有美術音樂，傍晚五點下課，帶著晚餐奔赴補習班，晚上九點補習班下課，回到家洗完澡，繼續寫測驗卷到凌晨一、兩點，眼皮閉上又睜開，接著又是早上五點半的鬧鐘，循環綿延不盡。
我不怕變成臭蟲，我暗自希望明天早上起來睡眼惺忪我會發覺圍繞在我身軀旁的是無數雙孱弱的細腿，它們支撐不起我厚重的身體，讓我繼續賴在床上無法起床。讓一隻仰躺的甲蟲翻面是一大難題，卡夫卡在《變形記》裡用很長的篇幅精細地描繪：「一切都進行得無比緩慢，他終於忍無可忍，幾乎暴怒起來，用盡全力、不顧一切地將身體往前拋，卻猛然撞上了床頭欄杆的下緣，他感到灼熱的疼痛……然而，反覆努力了多次之後，他嘆了一口氣，躺回原來的樣子，看那些細小的腿又開始相互纏鬥，比之前更甚，他感到這種任意的狀態難以平息。」既然翻不過身，就再多睡一會，再多躺一會，進入卡夫卡式的荒謬秘境，直到世界的盡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