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經驗能否對照台灣--當公民社會的底線被試探

德國經驗能否對照台灣--當公民社會的底線被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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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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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昀修

◎李昀修

當台灣的大罷免運動正如火如荼進行中時,世界也同樣飛馳旋轉著。台灣的大罷免志工在街頭與來自各種背景的人討論、激辯台灣的未來要走向哪裡時,地球另一段的德國人也正在做出選擇。

在二月的德國大選結果出爐後,「德國另類選擇黨」以20.8%的得票率躍升為德國第二大黨,但5月2日,這個政黨就被德國聯邦憲法保護局列為「明確極右翼」,必須納入國家監控。

德國人的另類選擇竟是極右翼嗎?這個黨的主張是什麼?為何被納入監控?我們試著爬梳「另類選擇黨」崛起的理由,而這並不只是德國的故事,在全球化的時代,這些脈動透過地緣、透過網路,血管一樣的,在各地奔流著。
在2013年誕生的另類選擇黨(德語: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縮寫為AfD)由經濟學家成立,以反對歐洲一體化、反對歐盟起家,訴求偏向經濟民族主義與保守主義,並在歐洲移民危機後,隨著德國接受大量難民,AfD轉向強烈的反移民與反伊斯蘭立場。

而在差不多的時間點,台灣正在討論同性婚姻、聲援香港傘運等種種人權議題。而一向被視為相對進步的歐洲卻出現了一個宣揚傳統家庭價值、對同志與難民皆不友善的政黨,以及,這樣的政黨支持度竟不斷竄升。

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沈有忠於2023年發表〈網路上的右翼民粹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的臉書經營模式分析〉,提到全球化的推動下,氣候議題、碳排放、接受難民等種種議題,讓各國必須多少讓渡主權來達成區域或全球的整合。但同時,國內的經濟成長與社福、公共議題卻讓傳統政黨束手無策,導致保守勢力的反撲在諸多民主國家出現。

他整理出這類反撲的幾點特徵——「對既有體制、主流政黨與政治菁英的挑戰,因此這股勢力的成長,在政治宣傳與修辭上,都伴隨著『與人民同一戰線』、『不信任既有體制與秩序』、甚至是以情緒化、二元化的宣傳方式進行動員。」

另類選擇黨便是其中一個典型。文中比對德國六個支持度較高的政黨的網路活動,另類選擇黨的追蹤者明顯高出其餘政黨兩倍,發文數也明顯較多。而發文內容也與傳統政黨截然不同:

「從CDU或SPD兩大政黨的發文與互動來比較,可以看出更明顯的反差。 CDU和SPD的發文中,選取前10則最多網民互動的發文來看,都是正向的發文…AfD仍舊在煽動(反對難民、攻擊菁英、質疑防疫)性的宣傳仍能維持高能量的互動。」

而不只臉書,在TikTok上,AfD的議會帳戶擁有539,000名追隨者,而目前在德國議會中擁有最多席位的社民黨則有158,000名追隨者。在攻擊性強烈的社群經營下,AfD在網路上的聲量遠強於傳統政黨。

但這條路線也會遇到瓶頸——好比攻擊目標突然消失的時刻。

總理梅克爾(Merkel)宣布不再連任後,AfD只能將攻擊目標轉移至潛在的候選人,以及更大力度的在攻擊防疫制度上。然而一路讀來,不難發現AfD在大多時刻皆以「反××」的模樣出現在眾人面前,它是否有明確的主張與方向?

有的,AfD過去曾在社群媒體推動以德語書寫的「驕傲月」(Stolz Monat),作為對LGBTQ+驕傲月(Pride Month)的反制,主張以傳統德國家庭與民族認同取代多元平權。也推行強調「德國價值」的觀光政策,除了設置彰顯帝國榮耀的「驕傲護照」與「德意志帝國之路」,還主張取消影響全球建築發展的包浩斯相關機構作為觀光推薦景點。雖然AfD可能覺得這是讓德國be great again的一個好方法。不過也讓許多人擔心這可能是讓納粹be great again。

對於支持者而言,他們所看見的另類選擇黨並沒有歧視問題,而是做出了非常科學理性務實的判斷——將有限的資源分給歐洲的其他國家、分給難民,就會讓德國人能夠獲得的資源變少。

對於反同的批評,他們也有合情合理的解釋——AfD黨魁韋德爾(Alice Weidel)是女同志。而會讓一個女同志當上黨魁的政黨,怎麼會歧視同志呢?即便AfD主張「家庭就是父親、母親和孩子」,而韋德爾本人也鮮少公開談論自己的性傾向和LGBTQ+相關議題。她少數談及此議題的時刻,是告訴大家「AfD是唯一會正面解決穆斯林移民敵視LGBT+人士的政黨。」,依然是為了攻擊移民政策。

而BBC在報導《為何越來越多的德國年輕人轉向極右翼》中提到——

「在薩克森州開姆尼茨市(Chemnitz)的一家購物中心,我們遇到了一群年輕人,雖然他們不願意公開身分,但他們告訴我們他們是右翼分子。」
「他們身著黑衣,留著統一的短髮,表達了同性戀是錯誤的信念,並擔心德國『種族』因移民群體的不斷壯大而受到威脅。」

「他們對自己國家過去的說法提出質疑,這些說法似乎在提及納粹時代。」

這群乍看與黨魁韋德爾(女同志、商業顧問、高社經地位)全然不同的一群人,如今匯聚在同一面旗幟下。反同、反移民、反多元價值的背後,其實有著相似的根源——競爭至上,分享出資源就會變弱,而我們沒有那些餘裕把資源分給跟不上的人。

於是,出色的女同志可以成為反同政黨的黨魁,而幫移民分出等級,篩選出對德國有益的好移民,驅離壞移民才是真正的公平……這些乍看矛盾的行為其實毫不矛盾,是在多元價值誕生後必然追隨而生的另一種價值觀——更個人、更競爭、同時也更擅長讓自己看起來也很平等——AfD甚至以「重新移民」(Remigration)來取代、定義自己打算將數百萬人驅逐出德國的政策。

但,這讓它其實在許多不可侵擾的界線上反覆試探。

上報在《女同性戀卻領導反同政黨 韋德爾如何讓德國AfD成為第二大黨》中記下了一個令人感到憂慮的畫面:

「AfD黨魁韋德爾(Alice Weidel)在大選當晚走上黨內演講台,支持者紛紛高喊,『艾莉絲為德國!(Alice für Deutschland!)』。事實上,這句口號是個文字遊戲,改編納粹領導人希特勒的衝鋒隊(Sturmabteilung,SA)當年所使用的口號「Alles für Deutschland」(一切為了德國)。此前,AfD的圖林根(Thuringia)支部領袖霍克(Bjorn Hocke)去年曾因使用納粹口號而被罰款,而韋德爾的名字『Alice Weidel』讓支持者可以用相似音鑽漏洞。群眾的呼喊不只是對韋德爾熱情洋溢的歡呼,更是AfD日益公開激進化的明確跡象。」

在這些報導中,我們可以看見這些價值逐漸被許多人接受。牛津大學的歐洲政治學教授阿布.查迪教授認為極右翼已經變得更加正常化,「他們看起來不再那麼極端了」。

而這句話的意思不是極右翼本身有什麼改變,而是人們逐漸地將激化的思想視為正常。即便它正一步步地對於過去建立起來的多元、平等價值造成威脅,反覆試探著人們的最終底線——公民社會的挑戰正變得更加艱難,這不只發生在德國或台灣,是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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