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昀修
當我們在文化上試圖尋找關於轉型正義的蛛絲馬跡時，毫不意外的會在尋找當代的作品上遇到困難，而這其中的原因也不難理解——在那個連「轉型正義」一詞都還未必存在的年代，不會有任何一本書能夠寫說它與轉型正義有關。以及，在那個存在出版、書寫甚至思想審查的年代，也不可能有人會直接對獨裁者挑釁。或至少，挑釁的人會被抓走，以及那些刊物會被查禁。
然而，文字與思想依然可能突破審查，偷渡訊息。但這些訊息往往細微難解，成為一般人難以解讀，甚至未曾想過可以解讀的密碼。而解讀的工作，就必然往幽微之處走去。
但越是幽微，就越是映照了時代所留下的傷痕。遮掩的刪去的塗改的隱藏的，通通都反過來揭示了傷害的軌跡。那是時代的可悲宿命，亦是禁錮下的不可折首。
於是我們可以來談談《插天山之歌》。
亡命歌
《插天山之歌》是一本奇怪的小說，作為鍾肇政《臺灣人三部曲》的第三部，它的故事始於一位抗日青年陸志驤從日本返台，卻遭日警追捕，一路逃亡入山的過程。
然而讀著卻不免有些疑惑——陸志驤有抗日嗎？
小說背景中，陸志驤看似身負抗日組織的秘密任務而返台，但整本書對於任務內容隻字未提。甚至陸志驤本人也沒有做出稱得上「抗日」的行動，他就只是一直逃、一直逃，不斷的往山裡、往更深的山裡逃去。當當伐木工、跟原住民學習抓鱸鰻、跟山裡的姑娘談戀愛……除了「陸家祖先曾組織抗日軍隊」這種血統上的關聯之外，陸志驤什麼也沒做，就是逃，最終雖逃不出日警的追捕；但落網隔天，玉音放送，天皇宣告投降，「抗日」就這麼成功了。
相比第一部《沉淪》裡，陸家祖先率義勇軍與日軍對壘。第二部《滄溟行》裡，陸家祖先推行農民運動與日本人周旋。第三部的主角陸志驤看起來實在太過被動太過沒用，也太過茫然。
鍾肇政為何選擇這樣寫呢？
事實上，《臺灣人三部曲》的創作順序並不是一→二→三。而是先有第三部的《插天山之歌》，才有第二部《滄溟行》。原因就寫在《插天山之歌》的後記裡。那時，鍾肇政剛寫完第一部《沉淪》，正在準備第二部的期間：
忽然聽到有某刊奉命不得刊載我的文章之說，心中大起恐慌，想到這是出於某種誤會，極須澄清，乃決定寫一長篇在中央副刊發表，以證實個人絕不會有問題。
這部本不該誕生，卻順勢成為三部曲之三的長篇便是《插天山之歌》。
但這篇後記寫得其實很委婉，究竟出於何種誤會？以及某刊不得刊載自己的文章為何心中就要大起恐慌？並沒有在寫於1980年的這篇後記裡明說。但在1999年的＜音樂與文學——鍾肇政專訪3＞中，他詳述了當時的心境：
李喬告訴我，立法院那些老賊傳言我是在台灣的台獨三巨頭之一。…很多來自外界的消息，都在告訴我面臨危險的局面。所以我趕快寫一部書來表達我不是什麼台獨、也不是共產黨，也沒有反國民黨，我要寫反日抗日啦，我符合國策的呀。…我小學教過的學生，在鄉公所、郵局、服務站等等都有，他們經常會警告我，說有人來查我、查我的信，我上臺北有人跟蹤，這些消息在那段期間經常有。我內心裡面就很害怕，想擺脫那種恐怖。怎麼擺脫呢？沒有別的方法，那麼我寫個長篇在中央日報連載，那是黨報，黨報肯定我，是不是可以解決這樣的困擾呢？這是我所能選擇的唯一的方法。
弦外曲
以此來看，《插天山之歌》就有了另一種理解的角度——鍾肇政在這部作品裡配合國民黨的大中國史觀，將主角設定為一位受迫害的抗日青年，雖然行動上看不出做了什麼，總之心中對於偉大民族的復興有種嚮往，甚至聽到眼前的人是來自祖國的「支那兵」就充滿敬意，還孜孜不倦地在逃亡生涯中藉由中文書籍來自學中文……即便陸志驤實際上把時間都花在談戀愛、抓鱸鰻、釣魚，總之三不五時提一句日本警察在抓他，那陸志驤就是抗日青年。
然而，鍾肇政同時讓這唯一看起來有點抗日的舉動變得有點搞笑——陸志驤讀一讀《三字經》、《百家姓》，很快地就把這兩本正統又正經的書放著，沉溺進《三國志》、《薛仁貴征東》這幾本小說去了——這簡直是鍾肇政自己進台大中文系的故事翻版：他發現當時的台大中文系都在教一些四書五經、唐宋八大家，而鍾肇政有興趣的是現代文學，所以兩天後他就輟學了。
以及，故事中形象最糟糕的，是歸化為日本人的「台灣人」，他們往往狗仗人勢，藉搜查之名向農家勒索農作物跟雞。然而，追查陸志驤的真正日本人「桂木警部」從故事的開頭到結尾，都以一種聰敏、強韌的可敬對手形象出現。
鍾肇政甚至在小說裡陸志驤被抓的場景中寫著「志驤不得不佩服這位警部大人，還是蠻有人情味的。到底是東京的幹員，與台灣的那些作威作福慣了的四腳仔大有不同。」
至此，《插天山之歌》作為一本「抗日小說」的身分就顯得極其可疑······它於禁錮中誕生，成長於逃亡，除下抗日的濾鏡，這是一個在威脅中不斷逃離、逃往台灣的土地，並被當地居民接受的故事，甚至如楊翠在＜魯冰花的生命風華──閱讀鍾肇政＞中寫得那樣「逃向愛情母體，逃向台灣的心臟，則是另一則土地寓言」。
鍾肇政在小說裡埋下的密碼不只如此，他在小說最後，抗日成功的時刻，竟安排讓陸志驤高唱日本軍歌，並在文中寫「我要唱歌！日本歌也好，怕什麼，只要是歌就好。」
密碼存在於這一個小小的「怕」字。
我為什麼說「不要怕」呢？唱日本軍歌為什麼是怕呢？因為我寫的時候是戰後國民黨的統治。…在那個階段唱日本歌還是個禁忌。…這「不要怕」的當中就根本跟那書上寫的時代背景完全無關的，反映出來就是寫的當時我內心裡面的害怕，因為國民黨一直想要抓我，我就像書裡面那個男主角，我拚命地跑啊，我人是沒有跑，可是我有一種逃的心理作用，自然就反映在那本書裡面。（註1)
通常的人不會感到有什麼奇怪，事實上這是很奇怪的，沒什麼好害怕的啦，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剛剛投降，我來唱日本歌，這沒什麼好害怕的。（註2)
悲離音
無法直言的年代，以一字之抉擇做為起碼的抵抗。回顧鍾肇政的幾部重要作品，時時能看見壓迫的軌跡──《魯冰花》對社會的批評而被警總盯上。《台灣人三部曲》第一部原題名為《台灣人》，因此遭警總將文稿取走，報社因此延後半個月發行。《台灣人》的原稿更在一兩年後才被鍾肇政要回來，改名為《沉淪》才得以刊登……
而原先預定的《台灣人三部曲》究竟在鍾肇政的想像中是怎樣的故事？我們已經來不及問到了，但即便鍾肇政在後記中不斷抱怨三部曲僅有第一部完全依照預定執筆，甚至覺得「依次下來不無強弩之末的疲態，尤其第三部…修正工作進行到這第三部時，雖然屢屢生起重寫此部的念頭。也恨時光不能倒流，讓我從頭做起，但一切都遲了。（註3)」他終究沒有去重寫。他終究把這個被逼迫而生，自己還不甚滿意的故事，安放在《台灣人三部曲》這個位置上。
當訪談者問鍾肇政：「您心中的台灣人的形象是什麼樣子呢？」鍾肇政說：「這是我一直要探討的命題，我的小說就是想要塑造台灣人。所以才寫《台灣人三部曲》，那並不是所謂的歷史小說。（註4)」
確實不是。
那是由濾鏡與密碼交疊而成的機關盒子。在一個個移除、破譯的過程中，人們會追溯回「故事誕生的過程」，而那過程中，有歷史寄宿，有故事要說，那是三部曲之外的，隱藏的第1.5部曲。
於是，這不是歷史小說也不是抗日小說的故事，那真正的身份，鍾肇政已經在標題裡告訴你了——這是他活過的台灣人三部曲。文字的，還有文字以外的。
註：
1.2.出自＜音樂與文學——鍾肇政專訪3＞
3.出自《插天山之歌》後記
4.出自＜探索者、奉獻者——鍾肇政專訪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