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昀修
轉型正義
是一個社會在民主轉型之後，對過去威權獨裁體制的政治壓迫、以及因壓迫而導致的社會（政治的、族群的、或種族的）分裂，所做的善後工作。
——取自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什麼是轉型正義」頁面
突然丟出某個定義的時候往往就是說教的開始。為了緩解這個氣氛，本文決定先從世界棒球12強賽開始講起，這確實是台灣棒球史上歷史性的一刻。有誰能想像有一天，台灣隊能擊敗美、日、韓、古巴等說出來都會顫抖的對手，拿下世界冠軍的榮耀呢？
而從賽後許多報導中我們逐漸看見這條路走來絕非僥倖，科學化的情蒐、捕手的正向激勵、許多旅外球員帶回來的經驗，都給了我們一個「更好的體育化」的想像。
那麼，回歸到最初那個令人生畏但其實沒這麼可怕的定義——轉型正義其實是一項針對社會分裂所做的善後工作，善後的面向不只是政治，也包含社會的各角落與各面向，十二強的奪冠是眾人的努力成果，同時也說明了體育文化在新的時代裡，必然且自然而然的正做出改變，才能迎向未來的時代。
那麼，在此有一個較少被人討論的面向——體育班其實也是轉型正義的一道難題。
這得從台灣體育班的歷史說起。
台灣的體育班雛型誕生於1968年，由台灣省政府頒布《發展全民體育培養優秀運動人才實施方案》，指定3所高中成立「體育實驗班」。在此之前都未正式另設班級，區隔體育生與一般生。
為何會是這個時間點？從立法院法制局於109年度做出的「學校體育班政策及修法方向研析」約略爬梳了當時的環境：
臺灣的體育班制度要追溯至國民黨來台的歷史，當年為極力向國際證明自己才是真的代表中國，想藉由體育向國際發聲，從蘇聯複製「提前專項化」的體制，從兒童階段就開始訓練專精的運動項目。透過「體育班」，提前讓兒少體育訓練專項化，透過軍隊化的管教，迫使兒少練習複雜的技術，這讓臺灣的球隊在高中以前，無論棒球、排球或是各種球類，打遍天下無敵手。然而高中以後，全世界在兒少心智及身體都準備好，開始真正訓練之後，我們的小選手卻因為訓練過度，而提早結束運動生命，也讓臺灣的排名開始落後。（註1）
報告中所提蘇聯「提前專項化」的制度源於1962年，除了效仿東德引入運動寄宿學校模式，也逐漸形成以體校為基礎的人才選拔與訓練體系，在蘇聯解體前，估計約有兩百萬個在各項目表現出天才水準的兒童被送入各層級的體育中心。（註2）
然而，奧運的獎牌數量可沒有兩百萬面。蘇聯一共參與9次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合計取得1010面奧運獎牌，是史上第二多的國家，但對照到兩百萬這個數字，那些被篩選出來但未能奪牌的「天才」們，究竟去了哪裡呢？
台灣體育班的數量從1968年的3所，到2022年雖然相比之前約略減少，仍有693所學校有體育班，班級數為1,986，該年度學生人數為36,835。雖然沒有兩百萬人那麼多，但這些學生同樣在各層級被層層比賽與訓練篩選，且有許多
人在國中甚至更小就進入某運動的專項訓練。
那麼，同樣的問題——那些被篩選出來但未能奪牌的「天才」們，究竟去了哪裡呢？
一位國手告訴我們，他的體育班同學們如果未能當上國手與教練，出去後往往只能找到相對不需要技術與經歷的工作，薪水也相對較低且不安定，生涯選擇可能比起一般學生還來得少。而這不是個案，其中有著嚴重的結構性問題。
人本多年來持續接到體育班內的暴力與各種侵害案件，採訪體育班的學生與教練時，毫不意外的了解到他們的每日訓練不但時間長，次數也多，可能一日三練（練三餐），龐大的練習時數往往壓縮學習時間。再加上各級比賽，地方賽、全國賽，使得學生們必須頻繁請假備賽與出賽，學習進度便有所落差。
事實上，整體社會對於體育班也多數抱持著「成績應該不好」、「不學習也沒關係」的心態。甚至有老師也放棄教學。一位教練便提到，當時有位老師也不上課，就顧著在講台前摺紙飛機，甚至不小心把紙飛機射到趴著睡覺的學生頭上後，卻是對著醒來的學生說：「沒關係沒關係，你好好睡。」完全放棄教學的職責，讓他與同學氣得去投訴。（註3）
國家在《發展全民體育培養優秀運動人才實施方案》裡，以「俾能參加國際體育活動，為國家爭取榮耀」為由設置了體育班。但這制度本身卻長期降低著體育班的學生們被正常培養基本能力的機會。
該名教練說：「回頭想想，我跟我同學們的受教權是被剝奪的欸。」
但解嚴已三十多年，當年那個國際外交上風雨飄搖，需要體育班來在國際賽事上證明自己才是「正統中國」的時代背景已遠。為何體育班今日依然屹立不搖且難以改變呢？
無法離開的學生們給出的理由都很相似：「轉學的話會有一段時間不能出賽」、「不能出賽的話就沒有成績」、「沒成績的話就沒辦法保送好的（或公立）學校」，以及「除了這裡我不知道我還能做什麼」
體育班學生能否升學，與他們的出賽成績息息相關。但這也讓他們受到學長、教練施暴時難以求救，因為出賽與否的權力往往掌握在教練手中，有時家長也甘願讓小孩持續受暴。曾有一位家長被問到為何不讓受暴小孩離開球隊時，同樣回答：「除了這個以外不知道她能做什麼。」
解嚴後，與升學主義融合的體育班獲得了新生，繼續存在，這些小孩被放入了一個難以脫身的環境，一方面受暴、一方面又從這個系統裡吸取微薄的希望，期盼奪牌後鯉躍龍門的翻身。然而對照到旅外的選手們回台後的訪談，便可發現日本乃至於更多國家都不會這樣剝奪學生們的受教權，但體育成績也同樣出色。
除卻蘇聯、北韓及中國等極權國家外，設有這類「提前專項化」體育班的國家其實極少。將特定的少數小孩在早年被挑選出來，成為「奪牌機器」而報銷掉其他小孩的制度，在台灣竟被視為「正常」且「必須付出」的代價長達
50多年，這正是體育班需要以轉型正義的視角來看待的理由。
12強是榮光，亦是啟示，臺灣建立正常體育文化的路程上，轉型正義的視角是不可缺少的一環。
註：
1.《學校體育班政策及修法方向研析》法制局趙俊祥、李郁強撰中華民國109年9月
2.《苏联及俄罗斯体育体系》黄旌沛体育金融研究中心
3.《為何不支持體育班？──一位體育教練的自我療傷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