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慧真
十年前我曾注意到一則日本新聞，在東京足立區，一名三歲的幼童被父母囚禁在兔籠裡，虐待致死。在日本或台灣，以及世界各地，兒虐事件有如過江之鯽，為什麼這則新聞讓我特別揪心？我記得當時讀了不少報導，只提供表面「現象」，將這對父母描述成惡魔一般的非人，無法深入核心。絕大多數的兒虐新聞僅能造成一次性震撼，或者說是嫌惡，當類似的事件重複不斷發生，久而久之就成了社會的冰山一角，「不會養就別生」、「通通抓去結紮」、「虐童一律死刑」，粗暴的話語其實沒有更文明。發洩完圍觀人群散場，那究竟是什麼樣的「罪惡」？如何形成？無人知曉也少人有心探問。
讓我無法忘懷的是那「兔籠」，為什麼是兔籠而非狗籠？關狗籠作為一種懲罰，社會新聞常見。「兔籠」則不在酷刑字典的語彙裡，兔子原是毛茸茸、令人一想起就充滿幸福感，柔軟中埋伏著殘酷，與這件虐待案相連產生巨大反差。
關兔籠並非精心設計的虐待，而是就地取材；施虐者皆川夫婦家中隨時收養十幾條狗，有時也有兔子。他們並不悉心照料這些動物，死掉了就丟進家附近的河裡。兔子也被潦草地養死了，空餘長五十七公分，寬四十六公分的兔籠。身高約九十公分的次子玲空斗被關在裡面，無法躺平或直身坐起，只能維持著低頭抱住雙腿的姿勢。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在死亡的終局來臨之前，一個三歲能跑能跳的孩子，長時間壓低著頭被塞進窄小的兔籠裡，動彈不得，而一家人的生活起居依舊。
皆川夫婦並非虐待狂，他們不虐待動物，也能疼愛除了玲空斗以外的小孩。玲空斗是家中次子，上面有一個哥哥，下面還有四個弟妹。鄰居對皆川夫婦的印象是，妻子幾乎每年都在懷孕，而丈夫見到鄰居時總是笑咪咪地，看起來是開朗的人，每天早上都親自送小孩上學，對育兒資訊很留意，會注意這附近開了新的嬰兒用品店，也會帶孩子去迪士尼樂園。鄰居唯一覺得奇怪的是，這對夫婦好像都不用上班，一家人常半夜出門到二十四小時營業的餐廳吃飯。除了日夜顛倒、自己不做飯，帶孩子出門都和和樂樂，看不出有什麼異樣。
「足立區兔籠監禁虐待致死案」是石井光太報導文學《惡魔之家——殺死孩子的雙親們》的其中一個案例，另外還有「厚木市幼童餓死白骨化案」、「下田市嬰兒連環殺害案」。石井光太透過大量訪談，回溯悲劇奇觀化之前的「日常」，每個慘絕人寰的案例，都有滴水穿石的漫長溶蝕過程。這三案殺害孩子的沒有繼父母或同居人，都是親生父母。也都沒有「故意」設計好的虐殺，更多是毫無責任感的父母讓家庭完全失能，而失能早在父母的上一代原生家庭已露端倪。
玲空斗的父親皆川忍從小在育幼院長大，父親是卡車司機，母親做陪酒工作，兩人生下不只一個小孩，生下孩子後雙親都沒有時間扶養，把小孩送進育幼院；母親知道忍在育幼院能領到零用錢，還會跟兒子索討。皆川忍到了十八歲以後就需離開育幼院，他在牛郎店工作時認識來消費的妻子朋美——朋美是陪酒小姐，朋美的母親也做過陪酒，和朋美的父親也是在牛郎店相識。《惡魔之家》裡三個案例中的女性都曾在聲色場所工作，作者分析，這跟日本泡沫經濟後百業蕭條、工廠倒閉，曾經的繁華之地只剩下陪酒等服務業，女性的選擇不多。男性則多從事不穩定的派遣工作。
皆川忍也做過短暫的派遣工作，低薪過勞，賺取的微薄薪水不如領取育兒津貼，他索性辭職，單憑補助過活。石井光太在媒體聳動報導的誘導下，原先也帶著成見，認為他們就是靠生小孩榨取補助的吸血鬼。直到看到平常和孩子相處（包括玲空斗）的全家福照片，以及夫妻之間的信件，「看到這些東西，我不得不承認，夫妻倆也是盡他們的努力在愛這個家的。」
根基危脆的家庭承受不住任何「變數」，像是疊疊樂遊戲，只要抽掉一根木條就全盤崩塌。玲空斗恰巧是孩子中發展比較遲緩的，他不太會說話，也不會自己上廁所。朋美溺愛長子與長女，卻對次子玲空斗十分冷淡，覺得他不好「管教」。育兒需勞心勞力，夫妻雙方和上一代都斷了紐帶，忍與朋美從小惡劣的生長環境，讓他們養成凡事自己解決的個性。社福機構的協助他們不是沒有試過，體檢時發覺「自己的孩子差其他小孩太遠」，社工的責難反而帶給弱勢家庭莫大心理壓力，因此斬斷對外求援的繩索，成為孤島。
不停搗亂的孩子往往是要吸引父母注意，中產家庭可帶去看兒童心理醫生，找出原因。在家裡時常搗亂的玲空斗，則是被父親教訓一頓，「順手」關進空兔籠裡。殘忍的過程是漸進的，一開始只關幾小時，接著整天關著，每天只放出來活動兩小時，每次玲空斗回籠就大吵大鬧，最後怕麻煩乾脆不放出籠。玲空斗日漸衰弱，連吵鬧的力氣都沒有，只剩下盯著父母的「怨毒」眼神，父親用紙箱將兔籠蓋起來，眼不見為淨，將孩子留在無邊的黑暗裡。
父母兩人完全想不到，如果未來玲空斗再大一點，還能繼續關兔籠嗎？他們眼下只有現在，帶著其他孩子外出享受大餐。玲空斗聽見一家人剛從外面聚餐回來的歡快聲響，發出一陣一陣的怪叫，背後的涵義是：「我在這裡呀，為什麼留下我，忽略我？」已近午夜，父親無法忍受噪音，覺得這又是次子新學會的搗蛋招式，拿一塊布塞進他嘴裡，在後腦勺打結。隔天起床，玲空斗已窒息死亡，如同從前那些死掉的兔子和貓狗一樣，父母將他丟進河裡。
石井光太認為，施虐的父母在做這些事情時已「停止思考」，他們下意識的反應只怕次子的死曝光，會拆散他們和其他孩子的「和樂」家庭。停止思考的還有「厚木市幼童餓死白骨化案」中的父親齋藤幸裕，職業是物流公司的司機，每天清晨四點出門，一天工作超過十二小時，在妻子離家出走後，不是選擇把幼子送回老家或向社福機構求援，而是將三歲的孩子獨自留在家中。有一次孩子跑出門被人發現，此後父親將他關進家中和室，用膠帶封住拉門。父親會預留食物，三歲幼子獨自吃著便利商店買來的麵包與飯糰，房間裡用過的紙尿褲和吃剩的食物散發惡臭，地板爬滿蛆蟲。這樣的日子維持兩年，直到父親認識新女友，下班不直接回家，和女友投宿旅館，漸漸地，父親回家的時間變成一週兩、三次，最後是一週一次，直到有天回家，孩子一動也不動。
作者採訪父親齋藤幸裕的上司，上司對他會做出這種事非常驚訝，「如果讓我用一句話形容齋藤，那就是「認真的員工」。他幾乎沒有遲到、早退、缺勤的紀錄。和客戶的關係也不錯，業務評級一直是A……只不過他在公司裡好像沒有朋友……他多數時候都在默默地幹活。」
杉山春《育兒放棄》一書寫的是2000年在愛知縣有一對年輕父母將三歲女兒真奈放進紙箱將近二十天，這期間母親雖有提供吃食（每餐兩條奶油麵包，一杯牛奶），長期營養不良的真奈卻幾乎無法主動進食，最終餓死。「紙箱案」的父親和齋藤一樣，在工作上盡心盡力，從不遲到早退，假日還陪上司打高爾夫球；一回到家卻什麼事都不管，沉浸在電玩世界中，將育兒責任完全丟給妻子。真奈和「兔籠案」的玲空斗一樣都有生長遲緩的問題，不像弟弟一樣活潑親人，成了家中不討喜的孩子，墮入厄運。父親第一次對女兒感到厭煩，是真奈剛出生還在襁褓時，父親剛進公司還沒過試用期，力求表現，半夜嬰兒的啼哭令他無法安睡。真奈瀕死時，則是父親正在競爭主管的職位；回到家時，父親用眼角餘光瞥見真奈瘦成皮包骨像個小老頭，但他沒有多餘的力氣去想想這是怎麼一回事。
石井光太挖掘「厚木市幼童餓死案」 齋藤幸裕的成長過程，母親在他小六那年得了精神分裂症。齋藤的父親忙於工作，對妻子的病不管不顧，照顧的重擔落在長子齋藤身上。審判書中的心理鑑定說：「由於母親生病，被告小時候要直接面對一些極具衝擊力的情景。年幼的他難以獨自面對過於沉重的現實，所以他有可能下意識地養成忘記痛苦的習慣，或者是下意識地不讓自己做過多的聯想。對他來說，這是一種適應現實生活的方式。」
適應現實的能力包括無法聞到周遭的惡臭。從前還會回家的日子裡，齋藤會陪兒子玩耍，玩累了就在堆滿垃圾的和室和兒子一起沉沉睡去。齋藤始終覺得他是個還不算壞的父親，沒有其他人的協助下，他獨自扶養兒子超過兩年，「為什麼不怪那個丟下兒子的母親？」他質問。離家的妻子從來沒回家看兒子一眼，只會偶爾問兒子好不好，齋藤說很好，妻子便放心了。他／她是軟弱的人，帶著原生家庭創傷的人，不敢面對現實的人，用片刻逸樂逃避巨石重擔的人，在低薪過勞派遣工作裡被輾壓的人，不是魔鬼，不是怪物，是凡人血肉之軀，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
1.《惡魔之家─殺死孩子的雙親們》圖片來源/新潮社
2.《育兒放棄─被困住的母親與被忽視的女兒》圖片來源/北京日報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