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禮乎人
近代民主國家實踐轉型正義時，大多著力於消弭過往威權時代國家力量在司法與政治制度中對特定族群的壓制與剝削，以及相對地對其他族群特別保障的福利與特權。然而，這樣的概念卻鮮少被應用於理解台灣的教育議題；因此，即便秉持民主信念，政府對於教育的願景與改革往往顯得軟弱，僅能治標，難以治本。
本文的討論將從升學主義出發，爬梳其歷史背景、升學名校的形成與角色、教師權威下的光怪陸離、家長競爭心態與政府教育改革等面向之間的交互作用，思考教育轉型正義所面臨的挑戰。文中也將以全國名校台中市居仁國中為例，旨在見證升學主義的歷史脈絡和影響，強調其為一廣泛及普遍深植教育體制中的問題，而非單一區域或學校特有情況。
升學主義下的好班爭奪戰
台灣的傳統教育模式長期奉行升學主義，將考試成績視為衡量學生能力與未來機會的唯一標準。為滿足這一需求，學校常依據學生成績或人情因素進行分流，形成「資優班」、「前段班」以及「後段班」（俗稱「放牛班」）等。表面上，這種因材施教的分班制度看似合理，但實際上卻使得優質師資、完善教材與輔導資源集中於少數特定學生，忽略其他班級。
在這樣的升學主義氛圍下，家長常試圖介入教育資源分配和編班決策；為了讓自己的孩子進入資源充足、師資優秀的「好班」或名校，家長想盡辦法與校方行政人員、教師甚至地方政府官員建立私人關係，例如捐款、送禮，甚至拜託民意代表關說。
這種利益交換破壞了原本應依學區就讀和隨機編班的政策原則，使教育資源在不同班級或學校間的分配極為不均，進一步使缺乏背景支持的弱勢學生難以享有公平機會，加劇了社會中的階層差異和公平正義問題。
換言之，能力分班讓部分學生失去獲得更好教育機會的可能，進而長期助長菁英主義，強化社會階層分化與反流動。而學校與教師過度追求考試結果而忽視學生的人格養成、創造力與多元才能的培育，也為後續所謂「升學名校」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溫床。
居仁國中這所台中市名列前茅的升學名校令家長們趨之若鶩，但綜觀歷史脈絡，可見到諸多重大教育議題在此衝撞的軌跡。例如該校曾多次因超收和分班問題而引發社會關注：長期部分班級人數超過50人；2004年進行新生重新編班作業時，發生家長會成員與反能力分班團體成員之間的肢體衝突；2005年，該校因新生人數大幅超出法定標準，出現超收256位學生的現象，導致180位國一新生被迫在臨時搭建的鐵皮教室內上課，安全與教學品質均受到質疑。
分數向前衝，我要當菁英
在學校管理方面，該校極力彰顯其考試導向的紀律與制度。校方大力宣揚「團進團出」、「全部安靜看書」、「統一口令」等管理模式，並以此視為學校團隊紀律和追求考試成績的象徵。校方甚至在學校官網張貼的〈學校經營方案〉中自豪地表示，該校早在1950年代就引進軍訓教官改造學生生活，將軍事化管理作為學校紀律塑造的重要手段，培育高度自律、團隊意識強的學生。
此外，校方也經常在網頁上以數據公開展示考試和學科競賽成績優秀學生的人數和高比例，同時將成績較差的學生（竟還包含特教生）標示為「需要再特別關注」的對象（害群之馬？）時，這種做法不僅加劇了學生之間的競爭壓力，也在無形中將學生分類，很可能讓部分孩子被貼上標籤。
居仁國中的菁英心態與管理並不特殊，是在長期制度性不正義下的必然產物。過度強調考試成績、追求升學率，使得學校的管理方式與教育目標均偏離了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創新能力的初衷──將居仁國中視為升學至上體制的縮影，更能幫助我們看見家長、學校與教師之間形成的這種利益與責任的複雜關係，是如何強化了既有體制和信念，為真正的教育改革增加了難度。
教師威權下的光怪陸離
另一方面，在升學主義的影響之下，學生與家長（尤其是前段班和資優班）對教師常抱有近乎無條件的信任與依賴。然而，當教師行為缺乏有效監督機制時，就極易發生權力濫用的現象。監察院於2023年通過彈劾教師黃紀生，因其於1993至2006年任教居仁國中資優班期間，利用課業輔導的機會，對多名女學生進行性侵與性騷擾，其行為不僅持續多年，還伴隨著體罰、違法兼職補習等多重問題。
家長與學生由於長期習慣於教師的絕對權威，往往對教師的不當行為缺乏足夠的警覺與質疑。黃紀生案並非單純個人道德淪喪的案例，而是長期以來制度失靈和社會默許的必然結果：一方面，政府和校內監督機制不健全，教師得以在權力過大的情況下逃避制約；另一方面，家長及社會對於學生成績和升學率的過度關注，也間接容許了教師以各種手段維護既得利益、為所欲為的行為。
這種對教師絕對服從與信任的文化，為違法行為的發生提供了可乘之機，且並非只在居仁國中發生。綜觀人本與諸多校園性平事件交手的歷史，皆可見到這樣的文化仍持續發揮影響力，最終不僅損害受害學生的身心健康，也破壞教育體制本應堅守的公平正義原則。
教育轉型正義的挑戰
事實上，教育部自1985年起已開始推行國中常態分班政策，並於2005年頒布〈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試圖杜絕依據學生能力進行分班的不公平現象。教育部的初衷在於透過隨機編班、均衡資源分配，消除因分班產生的標籤效應與資源不均。然而，現實情況卻顯示，不少學校為滿足家長和社會對升學率的高期待，依然採取各種變相分班策略，如設立資優班、實驗班或加強輔導班。
監察院2021年的調查顯示，全國22個縣市中僅有約四成學校完全符合編班規定，私立學校的情況更不樂觀，合格率甚至低於三成。這些數據顯示，即便政府頒布了明確的規範，制度層面的漏洞與地方執行上的陽奉陰違仍使得不公平現象難以徹底根除。
教育轉型正義不僅是對個別案件或制度漏洞的修正，更是一場針對整個教育生態系統的深刻反省與再造。主事者唯有從根本重新審視教育的核心價值，檢討升學主義迷思，放下對考試成績的過度迷信，建立起以培養學生多元發展為目標的教育新形態，才能真正回應民主社會對轉型正義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