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昭如
世上有所謂的「邪惡」（evil）嗎？如果有的話，它到底是什麼？是一種抽象的心理狀態、或者必須以具象的行為來定義？如果我們傾向後者的說法，那麼，殺人毫無疑問是邪惡的吧？但令人不解的是，是什麼樣的人會邪惡到自認有權奪取他人的性命，而且還是不諳世事的少年？
威廉‧高汀的經典作品《蒼蠅王》，說的就是這樣一個令人困惑的故事。
小說敘述一群意外被迫降在荒島、年紀六歲至十二歲的孩子，在遠離文明之後，秩序漸漸散漫，衝突日益加劇。一旦興奮與恐懼蒙蔽了理智，同時也是為了生存，他們開始獵捕野獸、殘害動物，對著誤以為是「怪獸」的同伴又踢又打、又撕又咬，最後，只剩下同伴殘破不堪的屍體。原本純真無邪的孩子在失去了道德規範之後，任由生命原始的驅力引導，竟喪失理智，陷入瘋狂，顯露出人性黯黑殘酷的一面。
高汀以冷酷又深刻的角度，剖析人類衝動與文明之間的矛盾，使得閱讀《蒼蠅王》的過程是不悅的、訝異的，甚至是驚悚的——因為書中描述的諸多情節，不斷挑戰我們對兒童的既有認知。但就如代表道德純粹性的角色西蒙說的：「也許怪獸就是我們自己」，當失去理性、不辨善惡，人與動物的分別，也就相距不遠了。
發表於一九五四年的《蒼蠅王》無疑是虛構的寓言小說，不過在七十年之後的現實世界裡，令人髮指的少年犯罪事件發生頻仍，且其殘暴的程度，較諸《蒼蠅王》裡的情節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九九七年日本的「酒鬼薔薇聖斗事件」，十四歲少年A虐殺了數名小學生，造成二死三傷的慘劇。最驚悚的是，少年A刻意破壞屍體，包括割下被害人的頭顱放在學校門口、對著被害人的屍體射精、割開屍體飲血等。如此駭人聽聞的手法，震驚了全日本。後來少年A被送到少年感化院接受治療，成年後離開感化院，復歸社會。
△二○一七年韓國的「仁川國小女童分屍案」，兩名高中女生殺害年僅八歲的陌生女童，將她的內臟挖出來與廚餘混一起丟棄，再將屍體大卸八塊扔到水塔裡。其中金姓少女在被捕之後，被問到最難過的事情是什麼，她的回答是：「天氣很好，卻沒辦法去賞櫻覺得難過」。最後兩名嫌犯以罹患精神疾病、尚未成年等原因，分別被判處二十年與十三年徒刑。
△二○二三年臺灣的「新北國中生殺人案」，郭姓少年為了替林姓乾妹出氣，持彈簧刀對楊姓少年連刺十刀，造成被害人頸部、左胸重傷，不治身亡。事發之後，郭姓少年依舊泰然自若，還在社群網站秀出比出「YA」手勢的自拍照；林姓少女則是自認沒有犯錯，並嗆外界「你們這些人根本不懂事實真相，我也沒有教唆殺人」、「我未成年法律會保護我」。新北地院少年法庭今年九月宣判，判處行凶少年9年有期徒刑、少女8年有期徒刑，可上訴。
這三起青少年犯罪事件有幾項共同點：犯罪者皆未成年，沒有重大行凶動機，犯罪手法殘忍驚悚，且犯後毫無悔意（註），他們無法體會、察覺他人的痛苦，也沒有任何負罪感、同情心與惻隱之心。
青少年罪犯的刑罰種類與程度，均較成人犯罪者要來得低（至少不會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以日本為例，自「酒鬼薔薇聖斗事件」之後，國會將犯罪刑責的最低適用年齡從十六歲降至十四歲，仍無法平息眾人的惶恐與怒火，咸認為這樣的法令是在保護加害人，而不是被害人。臺灣的新北國中生殺人案發生之後，坊間亦有類似呼籲，認為應該修改既有法令（《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未滿十二歲兒童犯下刑案，不再送進法院，而是交由教育與社政體系處理），加重未成年加害人的刑責。
暴力應該不會從天而降。是什麼樣的條件與環境，造就出視生命如草芥、就算虐殺他人也不以為忤的孩子？
以「酒鬼薔薇聖斗事件」來說，從事後少年A父母寫的《生下少年A──父母的悔恨手札》，以及少年A的個人自白《絕歌：日本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來看，他的家庭關係不壞，生活正常，與一般青少年沒什麼太大分別，很難找出什麼理由解釋他何以殘忍至如此泯滅人性。面對這類罪行重大的未成年人，該如何認定他們的罪行與責任之間的關係？刑罰對他們來說，是有用的嗎？
這讓我想到湊佳苗的小說《告白》。
中學老師悠子在獨生女愛美意外溺斃後，得知愛美的死亡並非意外，而是她的學生、十四歲的修哉與直樹蓄意所為。起初，善良的悠子以「讓兇手得到應得的處罰雖然是成人的義務，但教師也有義務保護學生」為由，決定放棄揭露殘忍的真相。沒想到日後她才發現，無論是修哉或直樹，都不是無知或愚蠢而犯錯，尤其身為資優生的修哉更是縝密、有計畫地讓愛美步入死亡的陷阱。
修哉與直樹害死了愛美，他們應該是「邪惡」的吧，那麼，班上其它同學就比較「不邪惡」嗎？書中提到班上同學設計出「行刑點數」的規則，聲稱點數越高的人越「正義」，並開始對修哉進行惡意的霸凌。為什麼這些衣食無缺、接受良好教育的少年，會興起傷害他人、乃至奪人性命的念頭？有人是為了獲取名氣，填補內心的空虛；有人是為了登上重要版面，獲得眾人的注意；有人是為了吸引母親注意，渴望贏得母親的愛……這些既脆弱、又暴烈的少年因為自私、無知與狡黠，讓原本一點點、微小的惡意，導致無法收拾的悲劇。
刑罰的目的，是要讓加害人瞭解他們的錯誤與罪行，並力求贖罪與改過，這樣的刑罰才是有意義的。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根據日本《少年法》的規定，十四歲以下的少年犯罪不會受到刑法制裁，加上修哉在殺人之後不曾反省自己的行為，讓心灰意冷的悠子決心以自己的方式展開復仇。她在修哉與直樹的牛奶裡放置愛滋病毒，希望他們在死亡的陰影之下，徹底反省自己的罪行，但是即使瀕臨愛滋的威脅，修哉仍舊毫無懺悔之意，甚至表示：「我了解殺人是犯罪，但我不能了解這為何是壞事。人只是地球上無數生物之一，為了得到某種利益而消滅某種物體的話，那也是沒辦法的事，不是嗎？」
在一個以極端暴力欺負無辜者、卻不需要付出什麼代價的世界，是沒有正義可言的。就算私刑不見容於現代法治社會，我們卻很難不同情、進而理解悠子的復仇，身為母親的她必須做點什麼，以伸張、並維護她心目中的正義。
這是否意味著作者湊佳苗肯定私刑的正當性？答案應該是否定的。正如書中的角色美月所說的：「無論怎麼樣殘忍的罪犯，審判果然還是必要的吧。這並不是為了犯人，我認為審判是為了阻止世人誤會和失控的必要方式。」美月認為，愚蠢的凡人忘記自己並沒有制裁他人的權力，倘若面對殺人案中，只是不斷地要求殺死加害人，譴責不站在同一陣線的人，「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宣稱以殺止殺的我們又成為了什麼？」
任何犯罪動機都是複雜的，很難歸咎於單一因素。每次發生少年犯罪事件，社會輿論總是嚴厲譴責家長，咸認為肯定是家庭失和，父母教養不當、錯誤的升學主義價值觀等，才會造成純真的少年誤入歧途，彷彿千錯萬錯都是父母的錯。少年的惡行是否可以全歸究於父母？每個個案狀況不盡相同，很難一概而論，但這讓人不禁想問，對於犯罪的少年，除了譴責之外，是否還需要理解？理解的餘地又是什麼？
如何面對良知，看待生命，順應或反抗眾人的眼光，面對生活的困境及暴力，並沒有簡單的答案。或許正如高汀所言：「惡出於人，猶如蜜產於蜂」，罪惡的根源在於人性，而不（只）是成長背景或社會條件的缺陷。每個人心中，都存有（不被承認的）惡的面相，就連少年也不例外，唯有直視人性最深沉的底部，在判斷是非善惡時不致陷入過度簡化或片斷的角度，方能面對邪惡的複雜性與曖昧性，直視現在，並面向未來。
註：
少年A出版個人自白《絕歌：日本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 》（時報，2016），表達對自己當年犯行的悔意。但也有一說表示，這些自省的文字來自出版社的要求，而非出自少年A的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