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嵐心
2007年，教育部在中正紀念堂舉辦了「再見，一言堂」展覽活動，而在此地展出的不是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鄭南榕故事，不是開放黨禁報禁的媒體解放歷史。
是課本。
在蔣中正銅像眼皮底下跟一言堂說再見，是何等挑釁。但在那個因教育改革而鬧得沸沸揚揚的年代，又極具深意。現任人本數學想想總監的吳麗芬在當時作為策展人，她想利用古今教科書的對比呈現出，當一個社會容不下任何異音，那會是怎樣的光景？
但教科書展也不僅僅是揭露被壓抑的歷史，也承載著那一代人的回憶。麗芬分享了她當年看到有位父親帶著自己的兒子，興奮地指著教科書說：「這個是爸爸小時候的教科書喔。」可以看出，固然不是每個人都能侃侃而談其中的壓迫，但在重新檢視、對比，或僅僅是回憶下，歷史就得以這樣繼續保存下來。這便是這場展覽的歷史價值。
而如今，儘管我們無法坐時光機回去參展，但我們依然可以從麗芬的口中窺見當年……
統編版？黨編版？
走進當年的會場，你可能會因為這一頁文字而稍稍駐足：
「先總統 蔣公少年時：（1.）家境非常富有；（2.）父母健在，家庭非常幸福；（3.）父親早去世，由母親擔負起教養的責任。」（標準答案問題1.）
這題目出自國立編譯館所編的《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第二冊）》。這也就是我們所稱的統編版教科書。
思考正確答案之前，有個問題在當年鮮少被提起──學生為什麼有必要知道蔣中正的家境？
當年的課文裡不只有蔣公看魚逆流而上，還有大量個人事蹟。無論作為公民課本，或是升學考試的內容，在現今看來，都讓人覺得荒謬與弔詭。
另一弔詭的問題是，生於這座島上的我們，對那塊此生都未必踏上的中國，其五千年來的歷史如數家珍、有著滿溢情懷與國家認同，還要進行一趟想像的「全國」旅行（如圖一），卻對腳下這島上百餘年的歷史不甚了解，甚至還將台灣原住民的形象妖魔化（如圖二）。
這樣魔幻寫實的教科書，為何能真真切切地掌握著台灣教育的話語權50年？
台灣近代教育的開端始於日治時期，而在戰後國民政府來台後，國民政府以課程標準（簡稱課標）統一教材與教法，開啟了國立編譯館的年代。
但課標不只統一教育內容外，更在處處放入「黨義」，而這不是修辭。在《國民學校課程標準修訂經過》中寫道「一、『黨義』不單獨設置，把黨義教材充分融在『國語』『社會』『自然』等各科中。」我們也才會看到將三民主義與反共意識，融入課程之中這樣的內容（如圖三）。連藝術、音樂，全都要愛黨愛國。
「國立編譯館做的正是教育上的戒嚴。」麗芬下了一筆狠戾但難以否認的註解。戒嚴剝奪當時人們集會結社與發表言論的自由，而教育的戒嚴限縮了人們認識世界的方式。甚至連教學手法都有限定。課標說要解剖青蛙，就不能解剖其他動物。領袖說什麼，就得要聽什麼。從思想到手段，全都拿捏在當時的國民政府手中。
那就是一切都有標準答案，不容許一點異音的年代。
解嚴？然後呢？
1987年，台灣解嚴，而1999年開放一綱多本後，終於，教育也跟著解嚴了。麗芬告訴我們，在一綱多本後的第一年，教科書堪稱百花綻放，卻在不久後卻又趨同。
理由在於，無論是政治或教育的解嚴，人民的思想中始終殘留著戒嚴的遺毒。
從單一的課標進展到相對多元的課程綱要是很大的進步，至少教育不再受限於當權者。然而，麗芬說，台灣人太信科舉考試那套了。在傳統封建時代，只要讀好四書五經就能考取功名，無需更多。而一標一本的教科書彷若封建時期的四書五經，年幼的準公民仰賴此升學，不會、也無須、更不該過問手中的教科書究竟說了什麼。
改為課綱，各家出版社得以各自編纂教材後，原先是希望打開多元觀點的課綱，卻彷彿加重學生與老師的壓力？原因在於考試制度和民眾的思想沒有轉變，還認為需要把所有課本都讀熟。渴望一個標準、一個答案的信仰，讓人們把矛頭指向了教育改革。
然而，教育要做的從來不是比賽誰能在腦子裝進更多教科書或參考書，除了吸收現有知識外，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認識世界的觀點，並檢核其運用能力。
教育的轉型正義
教科書展帶我們認識到，當權者怎麼以此作為媒介控制民眾？也帶我們了解到，教育改革是如何衝擊著體制與民眾的認知？而我們仍需更進一步的用功，那就是轉型正義。
一如在教科書的縮限與開放上，我們能看見極權介入的軌跡，而這樣的爭奪至今未休，尤其在國文與歷史的內容編排上，數年前的歷史課綱爭議、文言文與白話比例爭議，都是教育改革至今仍無法落幕的衝突。
更遑論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下，政治中遭受迫害的人，早已在當年被銷聲匿跡，倖存者也迫於噤聲。而教育又長期被國立編譯館把持，以致這段歷史始終被神秘之幕所縈繞。無多少人知曉，更鮮有人關懷。
我們真的能當這片土地上什麼都沒有發生過嗎？但我們又有什麼理由要在乎。當自己幾乎是本能反應般，提出千百萬個「為什麼？」阻擋在真相面前時，就能愕然發現這正是被教育出來的習慣，忽視不正當的事實，停止追問與探詢，緊閉自己的嘴。一切，只為了能活下去。
要做「轉型正義」，是為了還原被隱藏在一言堂之下的事實。從「教育的」開始，是為了重新建構我們對於教育的認識，不再受限於傳統的唯一指標。讓我們的思想得以解嚴，改變以往被教育成避而不談的習慣。我們終於得張開被蒙上已久的嘴，去說出更多元的觀點。
但究竟怎樣會是正義呢？也許要追問，我們期待的未來教育是怎樣的呢？如果還有機會辦教科書展，會希望能展些什麼呢？麗芬說，她認為這意義不大，倘若要辦，她會希望能結合一個主題，例如洗腦，在探討這個問題的同時，拿出過往的教科書，來思考這些教科書如何洗腦人們。
或許我們還沒有未來教育的圖像，但能確定的是，它絕不會是單一的、被操控的一種洗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