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思寧、陳潔晧
ATN九歲時在澳洲雪梨的郊區擔任派報員。郵局是其中一個送報地點，他每天都會把報紙親手交給郵局局長。郵局局長很友善，會請ATN吃糖果，也會送他小禮物。郵局局長知道ATN對集郵有興趣後，更邀請ATN到郵局的櫃檯裡面，給他欣賞各式各樣的郵票。
ATN後來在郵局內被郵局局長性侵。
性侵持續了好幾個月。有一天，ATN在睡夢中醒來，發現肛門在流血。他告訴媽媽，希望媽媽可以阻止傷害繼續發生。媽媽帶ATN去看醫生。醫生叫ATN不要再把東西塞進屁股了。父母責備他，這讓他覺得自己做錯事，但他同時也知道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是錯的。他感到很疑惑。
ATN希望得到關注，他嘗試放火燒掉郵局局長的家，不時便會去破壞他家的花園。每次被郵局局長房子裡的人抓到時，他們都只是叫ATN走，但沒有報警，也沒有人問他為什麼這樣做。
自從虐待發生後，ATN成績一落千丈。他從一名好學生成為老師眼中的問題行為學生。他不停換校，五年級時，ATN開始在一所很注重紀律的學校讀書。在這學校學生常遭受嚴重的體罰和羞辱。例如老師會把學生的褲子和內褲脫下，用藤條鞭打。
ATN後來參與學校的戲劇表演，劇中有一場戲他需要演哭泣。在一次排練後，負責戲劇課的音樂老師及藝術老師帶他到美術室。這兩位老師從他背後扯下他的褲子，跟他說：「這會教你如何哭。」然後便強暴了他。
ATN嘗試逃校好幾次，被找到後，只是被送回學校。後來有學生傳言他是同性戀，全校的學生都排擠他，他每天都會被打。
在他約十五歲的一天，學校一名教師叫他去辦公室，問他：「你是否曾被虐待了？不用擔心，我理解。」ATN當時心裡非常激動，一邊想著「終於有人察覺到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了。他準備要跟我談論這些事了。」卻又驚慌失措，很害怕這名老師的行為是在測試他。最後，他大喊：「當然不是！你為什麼要那樣說！」然後便跑走了。
ATN曾被帶到不同的地方接受行為治療或看心理諮商師，但他從來不理解這些治療有什麼作用。
十六歲左右，ATN每天上課時都會在老師及全班同學面前用刮鬍刀刀片割手，會流很多血。老師什麼也沒做，他的刀片也從未被拿走。
ATN希望身邊的成人、父母和其他權威人士能察覺到正在發生的事情，並保護他。然而他身邊的成人從未發現他被虐待。ATN做了很多事，試圖得到關注，希望有人會問他問他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什麼這樣做，但身邊的成人都沒有聽到ATN的求救。
ATN四十一歲時，他嘗試跟媽媽說發生了什麼事。媽媽知道後說：「這不是我的錯。」這彷彿在說「發生性侵害是他自己的錯」。ATN從來沒有報警。他感嘆道：「我預期醫生會發現我被性侵，但他只叫我不要再塞東西進屁股。我覺得沒有人會相信我，報警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你的父母都不相信你，警察又怎麼會相信你。」（註一）
只有少數兒童性侵受害者會主動揭露
社會大眾普遍忽略了兒童在遭遇性侵後身心所承受的衝擊與影響，也忽略了加害者如何運用多種手段，使受害者保持沉默。
美國一項分析了630件三至十七歲兒童性侵受害者如何揭露的研究，發現只有約一成的受害者會主動說出自己性侵的經歷。（註二）
如同ATN的經歷，甚少兒童性侵受害者會直接說出自己遭受性侵的經歷。若我們被動的等待孩子求援，很可能會錯過及早保護受害者的機會。
ATN在澳洲皇家調查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表示：「如果兒童的行為突然改變，變得具有攻擊性、暴力、破壞性、喜怒無常或沮喪，那這些改變一定是有原因的，需要作更深入的理解。每個人都需要注意兒童遇到虐待的跡象，因為兒童虐待可能發生在任何地方。」
為了編織更細密的保護網，成人需要學習辨認兒童遇到性侵後可能的跡象，並創造安全的關係與空間，協助孩子及早揭露。
孩子遇到性侵害後的跡象
兒童在經歷性侵害後，身心會面臨非常龐大的壓力。這些壓力通常會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而且不會因為性侵害停止而結束。
兒童性侵受害者的身體、行為、舉止及情緒，可能會出現重大的轉變，暗示著他們曾遭受創傷或虐待。眾多的研究已經能辨認出一系列兒童曾遭受性侵害後的徵狀（symptoms），包括：
1. 身體的外傷及曾被虐待的身體跡象
2. 身心症狀
3. 性化的行為
4. 情緒及行為轉變
這些兒童性侵受害者的身心徵狀，會依據孩子的年齡、發展階段、性別、個性、家庭環境、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成人越熟悉孩子的發展階段、個性與習慣，越容易察覺孩子出現的轉變。
身體的外傷及曾被虐待的跡象
兒童身體留下的傷痕或被虐待的跡象，是我們判斷孩子是否遇到性侵害的其中一個重要訊號。這些身體的訊號包括（註三）：
．懷孕
．感染性傳染病
．肛門和生殖器官受傷
．發現精液
部份受害者在遭受性虐待期間，身體會受到嚴重的傷害。在習慣以體罰及暴力作為管教兒童手段的生活及教育環境中，兒童性侵害較常伴隨嚴重的身體暴力。
兒童性侵害所引致的外傷，在插入性的性虐待中比較常見。（註四）不少性侵受害者的性器官及肛門會紅腫、流血及有撕裂傷。長期遭受性侵的孩子，很容易會出現膀胱炎、尿道細菌感染，以及失禁的狀況。
澳洲一位十五歲的男學生在天主教寄宿學校就讀期間，被神父和教師多次強暴。其中一次的性虐待特別暴力，使這名受害者受傷流血，並且需要緊急進行手術。然而，醫護人員沒有察覺異樣，而學校只是支付了醫療費用，並沒有任何進一步行動。（註五）
即使兒童受害者因為性侵害導致身體受傷，身邊的成人不見得會察覺到這與性虐待有關。很多時候，孩子的照顧者及教師沒有注意，整個醫療過程中也沒有人察覺到，也沒有人嘗試詢問孩子是否經歷過性虐待。（註六）
例如有受害者被爸爸長期性侵，內褲常有血液痕跡。媽媽洗衣服時看到孩子內褲有血跡，結果只跟孩子說不要弄髒自己的內褲，而沒有關心孩子為何受傷、傷口如何，錯失了及早保護兒童遠離性侵的機會。
有家內性侵受害者則是長期受到下體發炎及肛門撕裂傷之苦，在學校上課時常常坐立難安，或因為太癢太痛，手去觸碰下體時，卻被老師指責不衛生，並罰站。孩子身體的痛苦，卻成為被處罰的原因。孩子這時候需要的是老師的關心，理解她的身體狀況及她在家裡的照顧品質。
孩子的求救訊號其實很清楚，只是身邊的成人漏接了這些訊號。
儘管兒童身體的外傷是我們辨別兒童是否受到性侵的重要訊號，但我們不能只依靠孩子身體上是否有外傷來辨認或確認他們是否曾遭受性侵害。因為大部分性侵受害者會延宕揭露，生殖器的外傷可能已經癒合，所以孩子即使沒有明顯外傷，也不等於他們沒有經歷性侵害。研究也指出兒童性侵受害者的外傷並不常見，許多受害者的身體並沒有留下任何虐待的跡象、外傷或感染性傳染病。（註七）
儘管如此，研究顯示專業人士普遍過於依賴醫療信息來確定孩子是否曾遭受性侵害，忽略了兒童的病史和揭露是辨別兒童是否遇到性侵的最重要指標。（註八）
身心症狀
兒童性侵受害者除了身體可能會留下明顯的外傷外，還可能會出現一系列的身心症狀（somatic symptoms）。
身心症是指一個人在沒有任何已知或潛在的疾病下，身體卻出現各種不適的症狀，例如胃痛、喉嚨痛、頭痛、頭暈、大小便失禁、尿床、食慾不振、體重變輕、噁心、嘔吐、噩夢、睡眠障礙、呼吸困難、疲勞、心跳加速、出汗、顫抖、感到緊張、煩躁、失去活力、以及無法解釋的疼痛等。（註九）
當兒童遭受牽涉身體接觸的性虐待時，例如指侵、肛交、強暴等，受害者的身心症會更為嚴重。（註十）
這些身心症會出現在不同年齡層的兒童及青少年身上，並且會延續到受害者成年後。
因為身心症的困擾，很多性侵受害者常常感到不舒服，卻找不到原因。即使去看醫生，吃了一堆藥，甚至接受了一連串手術，但身體的狀況沒有好轉，依然一直生病。
有受害者在十歲時被寄宿學校的同學強暴後，便持續嘔吐，即使爸爸帶他去看醫生，但醫護人員及他的爸爸都沒察覺到孩子的身體不適與性虐待有關。醫生為孩子治療後，他便被送回寄宿學校與加害者繼續同住。（註十一）
雖然身心症的原因很多，但研究顯示兒童性侵受害者比一般孩子呈現更多的身心症狀。（註十二）若前線的醫療人員及兒童教育工作者能認知到性侵受害者的身心症狀，這將會協助隱藏在角落的性侵受害者得到更適當的治療與保護。
性化的行為
兒童和青少年透過遊戲、行為、關係來進行性探索是非常正常的發展歷程。這些探索歷程會隨著兒童的發展階段而產生變化。
然而當孩子呈現不符合他們年齡及發展階段的性化行為（sexualised behaviours）及語言時，是孩子可能曾遭受性侵的其中一項關鍵訊號，更是成人發現三至九歲兒童遇到性虐待的主要途徑。（註十三）
兒童性化的行為及語言，通常會在日常生活中不經意的呈現。這些行為或語言描述較常出現在幼兒洗澡或更換衣服期間、以及兒童感到保有隱私的空間中。孩子可能在跟父母或教師聊天時，描述了與加害者之間的互動、複述加害者說過的話、或是評論過去的經歷。
「在叔叔家，我們會親對方的小雞雞。」
「我看到爸爸把陰莖放到妹妹尿尿的地方，然後爸爸就尿出來了。」
除了性化的詞彙或陳述，孩子也會透過行為來揭露他們遇到的性侵經歷。受害兒童可能會在互動中重演他們遇到的性虐待經歷。幼兒可能會在遊戲期間，重複對玩具表現出暴力或強迫的性化遊戲。幼兒也可能會畫出性意涵明顯的圖畫，或突然而又激烈的自慰。（註十四）
孩子騎在布偶上面，然後問布偶：「是不是很好，有沒有痛。」
「你幫我在芭比身上畫屁屁眼，我想舔。」
孩子也可能會表露他們當下願意參與性互動的意願，並在這些性化的互動中，扮演主動或被動角色。
「你想舔我的陰莖嗎？」
「我可以親你的小妹妹嗎？」
「我幫你把雞雞弄起來，好嗎？」
「我坐在你的陰莖上，好嗎？」
兒童性侵受害者呈現的性化陳述及行為，會根據他們的年齡而有不一樣的表現。 當孩子踏入青春期，身體內的荷爾蒙變化對性侵受害者帶來不一樣的挑戰。
性虐待加速了受害者的生理時鐘及性荷爾蒙的分泌，曾遭受性侵的女孩不但比一般女孩提早一年半進入性成熟，他們在青春期早期的睪固酮和雄烯二酮更會增加三到五倍。這兩種荷爾蒙都會促進性慾，使這些曾受虐待的青少年面臨激烈的內在騷動。（註十五）
青少年性侵受害者展現的性化行為包括（註十六）：
．與其他兒童發生具有攻擊性、露骨或剝削性的性互動
．與成人發生性行為
．過度關注生殖器和性行為
．觀看色情刊物或影像
．進行性行為時不使用任何保護措施
．與多名性伴侶發生性關係
任何兒童及青少年出現帶有傷害性、強迫、難以抑制或暴力的性行為時，都可能是他們曾遭受性虐待的跡象，需要成人提供保護和支持，並理解這種行為背後的原因。（註十七）
情緒及行為改變
不論哪個年齡層及發展階段的兒童及青少年，均有可能在遭受性侵害後因難以調節及忍受性侵後的痛苦，而嚴重影響了他們的情緒及行為。
兒童遭受性侵後可能的情緒及行為改變包括：（註十八）
．抑鬱、焦慮
．喜怒無常
．退縮
．麻木
．自殺的念頭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症狀，例如：噩夢、記憶閃回、過度警覺、高度焦慮、情緒和性格轉變
．濫用藥物和酒精
．過度服從、極力討好
．攻擊性、憤怒
．離家
．學校的出席率和成績出現問題
．自殘
．恐懼和迴避某些特定的人物和地方
．行為退化
兒童及青少年的情緒及行為轉變，是他們遇到困難的一項關鍵指標。即使是嬰幼兒，也會因為遭受性侵害而可能變得退縮、與主要照顧者分離時會極度焦慮、無法停止地哭泣、出神、甚至解離。相對嬰幼兒，青少年受害者「求救」的方式可能會從事一系列的高風險行為，例如濫用藥物、酒精、自殘和自殺。（註十九）
行為退化是指兒童及青少年喪失一些本來已經掌握的技能，退回到較早期的發展階段。這會出現在任何年齡層的兒童及青少年身上。不少性侵受害者在達到某些人生發展里程碑時，例如考試結束、畢業或考上大學後，會出現行為退化的狀況。
許多受害者為了渡過性侵害的困難，會給予自己許多目標及信念，幫助自己克服最艱難的時刻。但這些信念無法解決所有問題。例如受到家內性侵的小孩，為了想要一個安全的成長環境，給予自己一個信念（或相信身邊成人給予的價值）：「努力唸書考上一個好大學，離家住校。一切都會變好。」當孩子經歷多年的努力，確實達到目標之後，卻發現傷害所遺留的身心症沒有隨著目標達成而消失。受害者可能在這個時刻會突然感到絕望，因為他在有限的資源內盡了最大努力，最後卻依然沒有脫離傷害所造成的痛苦，所有支撐他繼續努力的理由都在這里程碑完成之後崩解。因此部分的受害者會在這個時候出現行為的能力或日常生活照護自己的能力退化，例如無法起床、嗜睡、食不下嚥、無法出門。在某些狀況下，也可能導致自殺的行為。
受害者信念崩解的原因，可能來自於孩子無法掌控足夠傷害有關的資訊，進而無法預期自己的信念或目標所達到真實的功效。例如家內性侵的孩子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學離家，確實改變自己的生活環境，但孩子卻沒有預料到身心症所造成的影響，是有可能需要尋找不同資源給予更多幫助。在資訊、資源皆不足的情況下，獨自面對困難的孩子可能覺得自己永遠無法遠離性虐待所造成的痛苦而感到絕望。
辨認的困難
要辨別兒童是否曾遭受性虐待並不容易，因為兒童及青少年在成長的歷程中，行為及情緒出現改變，是非常自然及正常的事情。例如孩子的學習環境改變、跟朋友吵架、父母離異、親人過世等原因，也可能會使孩子的情緒及行為出現變化。
正因如此，沒有單一的情緒行為指標及身心症狀，能清晰地指出兒童遭受性侵害。
而且，高達40％的兒童及青少年在經歷性侵害後，他們的行為及情緒沒有任何明顯變化。（註二十）兒童性侵受害者在身體檢查時，也只有約4至5％的受害者會檢查出身體外傷或其他虐待的痕跡。（註二十一）所以我們不能只依靠孩子身體上是否有外傷或情緒行為的轉變，來辨認或確認他們是否曾遭受性侵害。
我們要注意不可因為兒童出現一些疑似遇到性侵後的跡象，便輕率地作出兒童是性侵受害者的結論，但也不能輕易排除孩子遇到性虐待或其他不適當對待的可能。重點是成人需要時時刻刻注意孩子的身心變化，綜合觀察並衡量孩子各面向的轉變。這些症狀均指出有些事情不妥當，孩子遇到困難，需要身邊的成人更多的關注與保護。
澳洲皇家調查委員會就此建議任何成人遇到兒童揭露性侵時，即使孩子沒有明確的外傷或情緒行為的轉變，成人也應嚴肅對待。而當成人發現兒童的身體留下明顯的受虐痕跡，或兒童的行為及情緒出現轉變，儘管孩子沒有說出自己曾遭受性虐待，成人也應該有所行動。（註二十二）
註一：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5). Exhibit 23-0028, ‘Statement of ATN’, Case Study 23: The response of Knox Grammar School and the Uniting Church in Australia to allegations of child sexual abuse at Knox Grammar School in Wahroonga, New South Wales. STAT.0513.001.0001_R.
註二：Sorensen, T. & Snow, B. (1991). How children tell: The process of disclosure in child sexual abuse. Child Welfare: Journal of Policy, Practice, and Program, LXX: 1, p. 11.
註三：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4: Identifying and disclosing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 57.
註四：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4: Identifying and disclosing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 57.
註五：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4: Identifying and disclosing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 57.
註六：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4: Identifying and disclosing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 58.
註七：Adams, J. A. (2011). Medical evaluation of suspected child sexual abuse: 2011 update.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0(5), pp. 591–2.
註八：Adams, J. A. (2011). Medical evaluation of suspected child sexual abuse: 2011 update.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0(5), p. 592.
註九：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4: Identifying and disclosing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 59.
註十：Bonvanie, I. J., van. Gils. A., Janssens, K. A., & Rosmalen, J. G. (2015). Sexual abuse predicts functional somatic symptoms: An adolescent population study. Child Abuse & Neglect, 46. pp. 1–7.
註十一：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4: Identifying and disclosing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 61.
註十二：Bonvanie, I. J., van. Gils. A., Janssens, K. A., & Rosmalen, J. G. (2015). Sexual abuse predicts functional somatic symptoms: An adolescent population study. Child Abuse & Neglect, 46, pp. 1–7.
註十三：Sorensen, T. & Snow, B. (1991). How children tell: The process of disclosure in child sexual abuse. Child Welfare: Journal of Policy, Practice, and Program, LXX: 1. p. 13.
註十四：Wubs, D., Batstra, L. & Grietens, H. W. E. (2018). Speaking with and without words — An analysis of foster children’s expressions and behaviors that are suggestive of prior sexual abuse.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7:1, 70-87.
註十五：貝塞爾‧范德寇（2017）。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譯者：劉思潔。台北：大家出版。頁178.
註十六：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4: Identifying and disclosing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 61.
註十七：Family Planning Queensland. (2012). Sexual behaviours in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A guide to identify, 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sexual behaviours. Southport: Family Planning Queensland.
註十八：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4: Identifying and disclosing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 62.
註十九：Victorian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 (2012). Child development and trauma: Best interests case practice model, specialist practice resources. Melbourne: State of Victoria. https://www.cpmanual.vic.gov.au/our-approach/best-interests-case-practice-model/child-development-and-trauma
註二十：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4: Identifying and disclosing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 60.
註二十一：Adams, J. A. (2011). Medical evaluation of suspected child sexual abuse: 2011 update. Journal of Child Sexual Abuse, 20(5), p. 591.
註二十二：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Final report: Volume 4: Identifying and disclosing child sexual abuse. Sydney: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p. 58,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