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會說五年一次的兒童權利公約國際審查，是一個大拜拜的場合，以上一屆專家審查結論性意見所造成的影響來說，其實不至於這麼空泛。結論性意見像是一個政府義務的重點列表，至於可以做到什麼程度，取決於政府的決心；當然，也包含公民團體的監督力道。無論如何，方向明確，就只有快慢問題，走歪時，也比較看得出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國際審查也像是大拜拜，畢竟妖鬼受不起香火，不真正在意孩子權益的人，會在大拜拜時現形。
道行最低、最早露出馬腳的，就是反性平團體。有飛盤協會反對跨性別者參與運動，有食物銀行出來痛斥BDSM（不知道BDSM是怎麼影響食物的？），更多的是出來要求「適齡性教育」（比如，反對教小孩使用保險套，反對認識多元性別）。這些「盟盟」對於人權學養經驗豐富的國際專家而言，當然是毫無影響力，但他們十幾個反性平團體，大量佔據NGO發言的時段，卻阻礙了真正重要議題的發聲。
比如說，青年自殺率暴增，兒童虐待案件數量居高不下，性暴力、體罰、霸凌、歧視、言語羞辱、休息不足、壓力過大，這些都是廣泛對孩子造成傷害與痛苦，卻來不及詳細討論。「盟盟們」整場會議中不停重複說著梅毒、淋病，彷彿台灣孩子的困境都只源於性病。對此，我真的很不滿。為什麼重要議題要因為他們而沒有充分時間討論，來形成對兒少實質有益的意見。在民主社會中，為了維護每個人的基本權利，無法阻止這些暗藏歧視並將兒少弱智化的發言，但我還是覺得該要有個方式大幅改善這種狀況。在民主法治的範疇裡，一則，需要讓更多有智之士知道並譴責這樣的行為；二則，我們應該考慮推動平等法，明確指出歧視言論應受相當限制。
另一個露出馬腳的，是政府。
這次國際審查的過程，關於青少年自殺死亡增長是由於高樓變多，諶司長這個說法，大家表達了非常多的不滿。我不認為諶司長是政府代表中最應當被譴責的人，原因是，他真的在追求「防止死亡」這件事。只是，他優先處理的是致命自殺方式，而不是優先處理兒少的痛苦處境；我對此也是有意見，但至少他想防止死亡結果，也起碼對此有實際作為。反觀，其他行政部會的實問虛答，不打算處理問題只求安全回應，是更不負責任、更應當受譴責的行為。
在兩位國際專家接連對民法父母懲戒權提問和表達看法後，政府部門對於這個議題完全不回答。當國際專家詢問，教師對兒少的身心暴力，要多嚴重才會被解聘？教育部只說「都會處理」、「學生和家長可以提交相關證據給學校處理」，卻不願呈現體制不公，無法有效處理教師不適任的問題。國際專家亦注意到私立學校侵害兒童權利的情形比公立學校更嚴重，當教育部被問到對私立學校和公立學校監督有什麼差距時，教育部回答「適用的法規都一樣」。全台灣的人都知道公、私立學校情況差距巨大，教育部在直播上照樣逃避問題。
兒童權利公約國家報告的審查，是要指出兒童權利的阻礙和困境，讓國際專家基於公約提供解方與協助。我們的政府卻在會議中，故意粉飾問題或避重就輕，這是在消耗大家的力氣，拋棄獲得國際專家的協助與支持的重要機會，並且讓兒少面對的難堪處境更難以被處理。用這種方法背棄政府責任，當然比諶司長更該被譴責。
好在，國際專家參與兒童權利公約制定、審查國家報告的經驗豐富，專家很清楚兒童的權利困境有哪些狀態；至於政府不想說、不敢說的事實，非「盟盟」的NGO，比如說人本，都在場盡力呈現事實及觀點。
所以，當政府回答兒少受害時可以提交相關證據，專家說「重點是老師有沒有做這種行為，而不是孩子證明自己受到創傷。」、「不論是身體或心理的暴力，或是體罰，都侵害了孩子的尊嚴。」，這正是主管機關缺乏的重要觀點。法律需要具體規範教師倫理及行為準則，確實要求教師遵守，而不是要求受害學生舉證。而當政府不願回應懲戒權議題時，專家非常清楚地回答人本的提問：「應廢除，懲戒權的規定不應該繼續留在法律當中，不管暴力來自於何處都應當受到禁止，不能有身體、情緒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虐待，法律也絕不該允許這樣的行為。」
兒童權利被侵害的情形，世界各國都有，這也就是為什麼國際審查很重要，政府避重就輕容易被揭穿；更重要的是，許多國家落實兒童權利的經驗，已累積了有效的處理模式，例如韓日相繼禁止家內體罰及廢除懲戒權，例如國際專家屢次提到的「兒童權利監察使」這樣的保障制度，都可供參酌。
審查過程中，國際專家非常溫和、堅定，同時又熱切地希望協助台灣突破目前的障礙。我們在現場感受到，這股熱切的基礎是來自對台灣的信心，因為相信台灣有能力在兒童權利上有所進展，所以無所保留，全力協助。
政府在這樣的助力下，要對台灣的孩子負起責任、移除對兒少的暴力、不利的處境，提供一個正常良好的發展環境。而我們民間團體呢，當然會趁此助力，大力督促，大聲對話，大步邁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