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台灣的「我手寫我口」問題
上期談到賴和發表於1926年的文學創作〈鬥鬧熱〉,除了開創台灣新文學,同時呈現了賴和那一代台灣文學者言、文乖離的現象;台灣文學之父賴和說台語,寫的卻是華文。「手」和「口」矛盾還是其次,重要的是,「我手寫我口」語言現代化運動是東亞國家現代文學共同的特徵。但我們的賴和先(Luā-hô Sian),那個開啟台灣新文學的男人,卻並不「我手寫我口」。
上期也談到,1926年出版的小說《出死線》(Chhut-Sí-Sòan),由鄭溪泮牧師以教會羅馬字(pe̍h-ōe-jī)寫成。賴和先的〈鬥鬧熱〉無法以台語讀出,而《出死線》這部作品朗讀出來就是台語,寫在紙上的就是台語的文字,紮紮實實一部「我手寫我口」的台語文作品;但它,一不廣為人知,二沒有開創「台灣的台語文學」。
這都是早在1926年的往事,但時至今日,我們竟然還會認為「台語沒有字」。
是台語沒有文字?還是沒有你要的台語文字?
知道台灣文學史的人會「毋願」(m̄-guān),會想要反駁:「賴和先不止寫小說,他還創作漢詩啊;那些古典的詩作,是可以用漢字的台語文言音朗誦出來的,那些漢字就是台語的字啊!」知道鄭溪泮牧師作品《Chhut-Sí-Sòan》的人也會想要反駁:「1926年白話字小說《Chhut-Sí-Sòan》就出版了,當時還有已發行三十年的《台灣府城教會報》(Tâi-oân Hú-siân Kàu-hōe-pò),也是用白話字來印行。那些羅馬字就是台語的字啊!」
問題就在於,並非所有人都知道台灣文學史,台灣文學史也不在義務教育的課程中(本文並不主張台灣文學史必須在義務教育的課程中);同時,問題在於白話字幾乎不曾是台灣人要的「字」(註1)。因為,台灣人以為「台語沒有字」,指的是漢字。而賴和先創作「可以用漢字的台語文言音朗誦」的漢詩,並不足以說明「台語沒有字」這個看法的成因。
人本教育基金會史英老師經常說,「對的」並不能反駁「錯的」,同樣,台語實際上有字,並不足以反駁「台語沒有字」這個迷思。那麼,該怎麼破解呢?
賴和明白自己「我手沒寫我口」,但我們完全「看」不出來
我們就問:「認為『台語沒有字』,是為了要幹嘛呢?」又或者問:「說了『台語沒有字』,接下來要說什麼呢?」。
台語若沒有字,那就是寫不出來吧。這樣講,對我們賴和先的小說創作而言,還剛好頗有道理呢。賴和是台語人,寫的卻是華文小說。對台語人賴和來說,那就是台語寫不出來嘛。但賴和的〈鬥鬧熱〉這篇小說,放在時間線上觀察,意義卻有驚人的差異。野生的賴和先和他的同代人,知道〈鬥鬧熱〉的文字跟他們嘴裡的語言格格不入。他們知道得很清楚,所以〈鬥鬧熱〉發表四年之後,台灣發生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這個論戰只追問一個問題:「我們嘴裡說台語,為什麼我們嘴裡的台語沒有變成小說,不是『我手寫我口』嗎?」
當代的我們,讀到〈鬥鬧熱〉的時候,卻不太感覺到我們的嘴和捧在手上讀的小說有什麼違和感。〈鬥鬧熱〉沒有變,它就是那些文字;那麼,關鍵就在我們變了——我們都說華語,然後我們還以為賴和是「我手寫我口」。
但是歷史上的演變其實不是這樣的。從來就不是「我手寫我口」。
「我手規定我口」是殖民教育的特色,「文盲」因此而生
台灣是殖民地。殖民地的教育,教的一定是殖民者的語言。對小賴和先那一代,接受日本殖民政府義務教育的人而言,那是日文;對一九四五年之後接受中國國民黨政府義務教育的人來說,那就是華文。學華文,然後你得把它讀出來,朗誦出來。最終,你必須會講華語。殖民地的人從來不是「我手寫我口」,而是「我手規定我口」。手寫ㄅㄆㄇㄈ,手寫「國字」,進而規定嘴巴裡說的話。筆者說的可不是現在的孩子,我說的是一九四五年之後,最初接受中國國民黨義務教育的世代。他們手上寫的字,規定他們嘴裡講的話——要講「國語」,不能不講。
「我手規定我口」的最初幾個世代,深刻地影響了他們之前和之後的人。他們的前一個世代,沒有接受中國國民黨義務教育的父母輩,沒有學寫「國字」,就只剩下他們的嘴(口)。他們變成「文盲」——嘴裡是台語,手上寫不出國字。
這樣的情況,被說是「台語沒有字」。
「我手規定我口」世代、不能不講「國語」的世代,就會跟他們下一輩的子女講「國語」。這些講「國語」的下一代,進入中國國民黨的義務教育中,學會寫「國字」,他們不會知道前人是被「我手規定我口」,然後他們以為自己正在「我手寫我口」。
這一段時間線最終的產物就是我們。
我們在家裡最先接觸祖母、祖父那個世代,沒有接受中國國民黨義務教育而成為「文盲」的那個世代。祖父母的台語沒有字。於是,我們所僅有,從他們那邊撿到的殘破的台語當然也沒有字。
「台語沒有文字」是歷史的結果
「台語沒有字」,是台語人變成全都說華語的歷史,而訓練說華語的過程使文字也失去了。以賴和先的脈絡來看,台灣說華語的人對字的想像唯有漢字,而漢字只有華語的呼音。漢字的台語文言音失去了。本來屬於台語的漢字也失去了,便沒有字。以白話字的那個脈絡來看,白話字是最樸素的「我手寫我口」。人怎麼講,拼音文字就怎麼寫。但台語人一旦不說台語,當然就沒有寫台語的必要。台語的白話(音)字從本來已經很少人知道,變成沒有人知道。那當然就沒有(白話)字了。
但最讓人神傷的,不是這個「台語沒有字」的時間線和歷史。而是當前仍然在說「台語沒有字」。
台語又沒有字,何必要學?學校何必要教?「台語(又)沒有字」,一向是用來反對台語、台文教育的。「有字」的華語、華文才是需要學的。從歷史發展來看,這句話真正要表達的是「我(台語人)好不容易掌握了華語、華文這個有利的工具,現在反倒要找我麻煩,要我再學一個嗎?」
這真正地教人難過了。本來就該有的權利,本來的語言,本來的舌頭,被粗暴地拔除了。有人好不容易把它爭取回來,舌頭原來的主人非但不要,還覺得爭取回來的舌頭是個累贅。
「台語沒有字」,是一段悲慘拔舌地獄的歷史;後來,則是一個藉口。不想要本來的舌頭,覺得累贅,竟然就把拔舌地獄的歷史當作正常。史英老師是不是告訴我們「對的不能反駁對錯的」?而本篇翻案文章則是指出「台語沒有字」,這句話竟然直接把錯的當成對的。
註:
認為羅馬字不是字,是本專欄曾經破解過的迷思之一。本期就不再用這個迷思來讓「台語沒有字」的迷思顯得更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