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翠蓮
臺灣臺北市人，歷史學家，早年曾在《自立晚報》歷任政治組記者、政治組主任、副總編輯。現任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研究領域為臺灣戰後政治史與臺灣日治政治史
戰後台灣長期在威權體制下，統治當局控制輿論，禁止人們接收不利其統治的訊息。民主化以來，國內檔案大量開放、國外史料取得便利下，明顯可以觀察到威權政府裁剪資訊、編造論述，過去的歷史敘事與事實有嚴重差距。在台灣已民主化三十年後的今日，歷史研究者有責任依據檔案史料提出戰後台灣政治史的全新架構與詮釋，《重探戰後台灣政治史—美國、國民黨政府與台灣社會的三方角力》就是在這樣的思考下而完成。
重新審視戰後迄今美國對台灣各階段的關鍵影響
戒嚴後的戰後台灣史研究大多以「壓迫—抵抗」角度出發，聚焦在國民黨政府獨裁壓迫、台灣人不斷抵抗的過程。但戰後國民黨政府在台統治高度依賴美國當局的支持，美方政策對威權政府影響甚深，這是討論戰後史無法忽視的因素，因此本書的重點之一是提出「美國—國民黨政府—台灣社會」的分析架構。其次，本書引用西方學者所指出的冷戰兩極體系下「保護國—附庸國關係」理論。該理論強調保護國與附庸國的實力不對稱關係；後者依賴前者提供安全防衛；當保護國重視附庸國戰略重要性時，後者議價能力愈高；當附庸國的生存威脅愈大，就與需要服從配合保護國要求。這些原則相當能夠說明戰後台灣與美國的關係發展，因此作者參照此一理論，並消化巨量檔案史料後，希望提供戰後台灣歷史詮釋的新視野。
本書第一部「東亞冷戰下美國政府的台灣方案」。1949年國民黨政府在內戰中兵敗如山倒，共產黨崛起使得東亞冷戰局面更加嚴峻，美國政府基於西太平洋戰略考量，不願台灣落入敵對陣營手中，不再主張落實《開羅宣言》。另方面，美國政府不讓台灣歸還中國，但又不能大張旗鼓以軍事武力控制台灣，以免被批判為帝國主義，給予蘇聯攻擊口實，或招致中國民族主義劇烈反撲。為此，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多次開會討論、擘劃各種可能方案，提出了三種主要方案。
美國政府認為廢棄開羅宣言最好的理由是訴諸「住民自決」原則，因此第一個方式是試探臺灣自主、獨立運動的可能性。美方接觸廖文毅為首的「臺灣再解放聯盟」、觀察其領導與成員特性、分析該組織的發展潛力。只是，美方很快就發現台灣再解放聯盟人士政治觀點過於天真，缺乏島內實力，事事過度依賴美國，因此很快地就放棄此一路線。
美國廢棄開羅宣言，台灣法律地位從此未定
美國政府的第二個方案是將台灣問題送上聯合國議程，由各國共同決議將台灣託管、自決公投，不單獨承擔處理台灣問題的責任。1950年6月韓戰爆發，杜魯門總統下令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中共透過蘇聯在聯合國提出「控訴美國侵略台灣案」；美國政府則把握此一機會正面迎擊，正式提出「台灣問題案」。然而同年11月因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加入韓戰，朝鮮半島情勢急遽升高，臺灣問題相對不再急迫，1951年2月台灣問題案遭聯合國無限期擱置。
在第一方案、第二方案都觸礁的同時，美國政府正打算重新扶植日本作為東亞穩定力量，因此加速推動對日和約簽訂。負責對日和約工作的國務院顧問杜勒斯認為在東亞冷戰中，日本與台灣具有阻擋共產主義蔓延的重要地位，尤其台灣更佔關鍵性角色，決不可任令台灣赤化。美國希望拉攏英國支持其主張，但英國基於在遠東利益，主張落實開羅宣言，並將台灣歸還給共產黨中國。
美英兩國經過多次協商，最後雙方各退一步，1951年6月達成「杜勒斯—莫里森協議」三原則：（兩個）中國不參加《舊金山和約》、由日本決定與哪一個中國簽訂和約、對日和約不決定台澎未來。1951年9月簽訂《舊金山和約》、1952年4月中日簽訂《台北和約》，日本僅放棄台灣澎湖，並未規定主權歸屬。對日和約成功廢棄《開羅宣言》，臺灣法律地位未定成為戰後迄今的特殊框架。
冷戰時期美國為反共而支持蔣家威權統治
本書第二部「蔣介石的反共王國」，分析國民黨政府如何在台灣重新站穩腳步、絕地重生。扶植非蔣非共的中國人政權，是美國政府處理臺灣問題的第三方案，基於在中國大陸的合作經驗，美方不再支持蔣介石，強力推薦吳國楨、孫立人分掌省政、軍事大權。美國政府不願為遭人民唾棄的政權背書，要求必須給予台灣人政治參與機會，因此國民黨政府於1950年起舉辦地方選舉；美方主張推動土地改革、避免階級對立，方能搭建阻擋共產主義蔓延的防波堤，國民黨政府經過多方嘗試後成功落實耕者有其田政策。這兩大政治經濟改革成功獲得美方的肯定，國民黨政權起死回生，接著，蔣介石更以巧妙手腕謫除吳國楨與孫立人，讓統治大權重回掌握。
1950年代美國政府與國民黨當局的反共結盟關係逐漸穩定。但島內本土地方菁英抨擊省籍權力懸殊、地方選舉舞弊叢生，《自由中國》集團外省籍人士則對蔣介石違憲獨裁、終身連任極度不滿。1960年4月南韓獨裁政權李承總統倒台，上述人士大受鼓舞，決定攜手籌組反對黨。但此時正值冷戰高峰期，美國政府選擇反共的蔣介石政權作為合作夥伴，不樂見反對黨成立，在此情況下蔣介石得以施展霹靂手段掃除組黨行動。1960年代，獨裁強人蔣介石無限期連任，成功壓制反對黨運動，具有聲望的胡適、陳誠等人相繼逝世，威權體制進入前所未有的穩固狀態。
美中建交後國民黨政權失去靠山
本書第三部「民主化的進程」，分析1970至1990年代民主運動發展、國際結構環境改變、以及獨裁者蔣經國的被動因應。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贏得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雖然美國政府曾向蔣介石建議「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方案，但台灣人民並無表達意願的機會。隨著美中關係正常化政策推進，1979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華民國不再是美國的反共夥伴。更嚴峻的情勢接踵而至，為了國防安全與自我防衛，國民黨政府高度仰賴美國售與武器，逐漸成為單方面對美依賴。此一時期正當卡特政府標舉人權政策、雷根政府推動友邦民主化政策，在「保護—附庸」關係中形成單方依賴美國軍售的國民黨政府，承受愈來愈強大的美方要求民主化壓力。
中壢事件後黨外運動日益壯大，獨裁政權第二代蔣經國決心施以鐵腕剷除後患。他和父親蔣介石一樣站上第一線指揮辦案，以叛亂罪名指控反對者，美麗島事件正是防止反對運動組織化的預防性鎮壓。高壓路線促使情治機關更形猖獗，1980年代連續發生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與江南命案，政治暴力赤裸裸上演。此些極端鎮壓手段直接牴觸美國的人權政策、民主化政策，海外臺灣人團體則組織化強力遊說美國國會，間接促使國務院施壓臺灣當局。美國政府將人權與軍售掛勾，要求威權政府進行政治改革；島內民主運動自谷底回升後一步步挺進，於1986年9月宣布組成反對黨。
蔣經國牴觸美國政策，內外交迫下只能解嚴
內外交迫下，蔣經國已被逼到牆角，為了使黨國體制不被推翻，不得不宣布解除戒嚴。蔣經國一生護衛黨國，直到1988年元月逝世。第一位臺灣人總統李登輝登上權力寶座，終於利用此一難得的歷史機遇，促使臺灣民主化得以大步邁進。
歷史研究透過省視過去，促使人們理解現在、思考未來。《重探戰後台灣史—美國、國民黨政府與台灣社會的三方角力》一書希望藉由歷史的回顧與梳理，促使讀者重新思索戰後國際結構與台灣處境、曾經出現的歷史機會、台灣人的追求與行動、民主化過程的阻力與助力，而這些問題，都牽繫著台灣共同體的自我認識、自我評價與未來價值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