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財隆
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奧地利茵斯布魯克（Innsbruck）大學經濟學博士，著有《隱藏的說客：一名經濟學家與台灣經濟安全、公平、成長的探索之旅》、《邊緣戰略：台灣和區域經濟整合的虛與實》
我在前一期《台灣經濟轉大人》提到，台灣經濟發展至今，早已擺脫物質匱乏的限制，未來應更有意識地回到以人為本的發展思維，並充分體現在各種經濟政策。
以人為本這個概念幾乎無所不在，特別是在教育、醫療、企業經營，甚至交通安全政策，都各有詮釋和應用，但在經濟領域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在進入政策思辨之前，容我先從19世紀英國歷史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開始談起，希望有助於呈現經濟學的本來面目，並作為討論基礎。
古典經濟學：濃厚的人道主義精神
「金錢支付不應該是人和人連結的唯一方式」、「一種被上帝遺忘、討論利潤與虧損的野蠻哲學」，在卡萊爾筆下，經濟學不僅成了一門教人「憂鬱的科學」（dismal science），更對當時的傳統價值造成重大威脅。經濟學的這個綽號，從此廣為流傳。
不過，卡萊爾之所以如此大酸經濟學，據說真正的動機並不是出於多麼高貴的情操，而是因為遷怒。當年卡萊爾力主恢復奴隸買賣制度，以善用非洲當地豐沛的人力資源，但遍尋經濟學理（那個時候叫做政治經濟學）卻找不到任何支持說法。
另一方面，同時代包括彌爾（J. S. Mill, 1806-1873）等古典經濟學者，基於人應被平等看待並擁有自由意志的理念，對卡萊爾的主張更是大加撻伐。早年的經濟學，的確曾明白站在弱勢和進步價值的一方。
話說回來，雖然現在仍不時有人把經濟學和「憂鬱的科學」相提並論，但用法早已和卡萊爾當初的埋怨大不相同。主要原因出在經濟學的使命（宿命）就是和資源匱乏或「稀缺性」（scarcity）奮戰、周旋，所以必須做出選擇和取捨，亦即魚與熊掌往往不能得兼。畢竟，經濟現實並不是童話故事。
邊沁（J. Bentham, 1748-1832）所提倡，經彌爾修正補充的「效用主義」（Utilitarianism），後來成為經濟學衡量福祉和判斷政策的重要準則。邊沁眼中的「效用」（utility）是一種「流動的幸福」。主要因為效用主義的衡量標準大抵只看結果、不問動機和過程，所以另有功利主義之稱。這在道德哲學的光譜上，剛好和康德「即使天塌下來也要做好事」，用義務（為所當為）而非結果好壞來評判行為對錯的主張，截然對立。
效用主義的首要原則在於謀取「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在當時的英國社會，更隱含把所有的貴族和平民都一視同仁，堪稱前衛。效用主義並非毫無爭議，但在協助公共政策判斷上卻非常實用。沒有熱情和信念固然走不遠，但完全不考慮代價和後果的主張，往往也會帶來災難。
就價值觀而言，我自己比較偏好美國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弱勢者利益最大化原則」（maximin principle）。唯有社會最底層、最弱勢階級的福祉獲得改善，整體社會福祉才能視為有所提昇。換言之，只有在社會中下階層（the bottom half）的利益被優先考慮之後，才能容忍任何經濟或社會不平等。
更重要的是，這個倫理判斷準則不僅和重視經濟成長的論述相容，因為有了經濟成長才更有資源照顧弱勢族群，更能直接處理經濟不安，以及緩和因為全球化、技術進步或社會變遷所引發的所得（財富）分配不均問題。
總的來說，古典經濟學有其道德基礎，而且充滿人道主義精神，其思想的共同始祖則是「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
經濟期待與社會關懷
在所有的經濟活動當中，以勞動市場和人的關係最密切，更是政策核心。亞當‧斯密在《國富論》就曾提到：「如果國家在法規政策上總是（always）傾向支持勞工，但偶爾（sometimes）也支持一下老闆，算是符合公平正義」。（註一）這個脈絡下的「總是」和「偶爾」，同時具備立場和彈性，用詞可謂精妙。
就台灣來說，從2002年開始，整體生產力和實質薪資的走勢，彼此逐漸乖離。一方面生產力持續且穩定增長，大致可用每年平均有3％到4％的經濟成長率（即實質GDP的變化）作為代表；另一方面，不少行業的實質薪資卻長期出現停滯。詳言之，台灣這段期間的名目薪資每年平均成長1％到2％，但扣除每年大約1％的通貨膨脹之後，可說所剩無幾。
這隱含很多勞工的貢獻、價值和薪資待遇都被嚴重低估，以致大部分的所得都流向企業或資本主手中。如何透過制度改革，有效提升勞動者的集體議價能力和薪資水準，讓經濟成長的好處雨露均霑，應是釜底抽薪之計。
此外，「有人敲鐵、有人磨針，而不是一個人做完所有的工序」，亞當‧斯密的別針工廠，向來是經濟學教科書的著名案例，用來說明何以勞動分工將大幅度提昇生產力。但比較少人知道的是，亞當‧斯密更據以主張，政府應出面支付或提供公共教育。
理由在於，日益徹底的分工固然會產生經濟效益，但也意謂著必須要有人去執行這些「單調乏味」的任務，以致出現「才智消磨」等負面效應。而教育除了在過程中為個人帶來「學習的驚奇」之外，也會為國家社會帶來繁榮，甚至彌補上述分工的後遺症，所以費用主要還是應該由國家來負擔。
大家可能會很好奇，何以亞當‧斯密在1776年的經濟論述，無論是在談勞資關係或教育，至今仍歷久彌新。秘密無他，就是以人為本，也就是把視角從經濟產值等冷冰冰的數據，轉移到人的身上。尤其是必須不停地提問，如何賦予或擴大人的自由和能力（capability）？
以人為本的經濟、產業政策如何可能
根據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的看法，經濟發展並不只是和所得、價格、生產有關，更在於積極增進人的實質自由。使人除了免於匱乏和飢荒、克服不安全感和差別待遇之外，並進一步擁有過更充實人生的可能性。例如：參與經濟交易或政治活動等能力。
就經濟意義而言，自由可視為機會。發展過程即在減少各式各樣的不自由，尤指被排除於各種機會之外。重點在於，這些不自由會限制人們發揮「能動性」（agency）。
沈恩認為經濟發展的核心應是人的發展。這和傳統經濟學主要從物質角度出發，強調效用滿足或資源使用並不相同。除了擴大自由的內涵之外，此一發展視角也隱含新的責任。例如：如果真的要談永續發展，人們也應該作為未來世代福祉的守門員。
最後來談談以人為本的產業政策如何可能。
國家大力發展高科技這件事，可說舉世皆然。但仔細想想，構成整個經濟社會向上提昇的瓶頸，往往不是高科技產業不夠創新，而是傳統產業的進步有限。例如：很多小型的個人服務業或自動化速度相對較慢的建築業。
拿當前正夯的「人工智慧」（AI）做為例子，如何讓這些技術擴散、外溢到傳統部門，亦即縮小高科技和傳統產業之間的技術與生產力差距（避免兩極化），往往更能夠普遍提昇人民的生活水準。甚至，技術進步的利益，也因此比較不會限縮在特定部門或歸於少數人所有。
著名的「鮑莫爾現象」或「鮑莫爾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講的就是這件事。（註二）特別是如果消費者對生產力相對落後的部門依舊有需求，但由於這些產品或服務的成本較高，以致單位價格相對於高科技等創新產品也較高，最後反而佔據更多的GDP份額。或者說，相對落後的部門在經濟活動中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積極面思考則是，政府應該對這些傳統部門投入更多的資源，透過訓練、公共服務等措施來提高他們的生產力。因為整體而言，這不僅經濟上划算，而且符合社會公平。
台灣如果想要更上一層樓，不讓過往的物質匱乏經驗限制政策想像，甚至陷入隧道視野（tunnel vision），我們對經濟發展的目的和手段，乃至政府「拼經濟」的內涵和作法，目前確實都已到了全面反思的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