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記刊登日期：2022-12-01
「從前從前，有位美麗的公主，受到詛咒在塔中沉睡；某天，一位英俊的王子來到塔中，看見公主，深情一吻…」這個耳熟能詳的故事，陪伴著許多人的童年，我們都知道公主與王子最後會有幸福的結局，卻直到很久以後才驚覺：「故事中的王子，根本就是趁機性侵。」
開始醒覺的我們捶胸頓足，頻頻高呼：「毀童年！」卻不願將曾有的夢幻全數抹滅：「可是王子的確愛著公主，還幫她解除詛咒…」隨著年紀漸增，知道越來越多以愛為名的真實性侵事件，看到那些加害人如何以壓迫與施暴為樂；社會如何苛刻檢討受害人；體制又是如何助長性暴力──我們感到憤怒：「世界上沒有人應該被這樣對待！」我們困惑不解：「這麼可怕的事情為什麼一再發生？」最後皤然醒悟：「性侵文化能以浪漫童話為包裝，就能以各種形式被社會與體制合理化，替加害人的惡行提供掩護。」看似合意、難以辨認的權勢性侵，就是其中一種。
《名師到狼師，誰在縱容權勢性侵？》研討會第二場「什麼樣的校園文化導致性侵害一再發生？家長可以怎麼辦？」，表面上是談校園結構與文化，如何促成師對生性侵；實際上也包含其他權勢或熟人性侵的主要特徵。而所有性侵的發生，都圍繞在一個主軸：受害人的主體性，很少或從未被尊重。
主體性涵蓋哪些面向？又該如何賦予？當校園內與社會上的每個人，都能承認其他人的主體性，尊重人人在性、愛與關係上，都是具有自主權的「性主體」，就能杜絕性侵嗎？讓我們看看四位與談人怎麼說。
狼師與他們的產地
人本基金會校安中心張萍主任首先談論校園性侵的結構性問題。
許多校園性侵案件的處理過程中，學校主管常隱匿案件或包庇狼師，因為「學校的價值觀就是校譽第一…大多選擇私了，而非正式啟動調查。」校園中師師相護的文化，也使學校和教育局常會保護「自己人」，犧牲學生權益，如台南特教學校集體性侵案中，代理校長曾說：「我來的任務是安內和攘外，現在安內已完成，要全力攘外。」對校長而言，所有揭開遮羞布、意見不同的人，無論受害學生或參與調查的老師，都是破壞校譽的罪人及權益可被犧牲的外人。
學校很少賦權學生，讓他們知道自己有哪些權利，遇到事情時如何申訴；「學校的性教育與性侵害防治，也常避談師對生的性侵。」這會導致什麼後果？依張萍的經驗，常常一個學校原本一個案子，調查後竟有四、五個狼師！這麼多起事件，難道學校其他老師都不知情？張萍指出：「每個教室都是獨立的王國──互不干涉，即便一個教室發生可怕甚至違法的事情，其他老師通常也不會插手。」
校譽第一、師師相護以及教學現場缺乏監督的校園文化，使校方不太重視學生的安全和福祉；本該是保護學生的校園，因而成為狼師橫行的溫床。
你的「尊師重道」，他的權勢性侵
「很多狼師都非常威權，體罰嚴重。」張萍強調學校容許教職員濫用權力（如羞辱、體罰學生），會使老師對侵害學生沒有罪惡感，也讓學生不敢反抗老師，以免被報復或孤立；或覺得就算揭發老師侵犯自己，也沒人會相信。當學生認為自己不可能逃脫老師的魔掌，會習得無助而放棄抵抗，徹底喪失主體性。在這樣的情況下，狼師自然有恃無恐，一犯再犯。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陳宜倩教授進一步說明，權力不對等如何在權勢性侵中發揮作用。她分享《強暴就是強暴：他們覺得沒錯，所以才做》書中的句子：「在施與受立場明確的關係中，權力就會啟動…愈是屬於相同群體中，交集愈是密切的關係裡，權力的作用越強大。」許多師對生性侵的共同特徵，是擁有社會地位、受學生與家長信任的名師，「以親切與好意包裝，藉著關係之名，行侵害之實。」
陳宜倩舉例，當光鮮亮麗、手握權力的名師，親切地邀請學生一起吃飯，進而要求發生性行為，師生間極端的權力不對等，加上學生害怕拒絕會破壞與老師的關係，導致名師不需強迫，也讓學生難以拒絕（即便缺乏意願）。
但是，沒有拒絕，就代表同意嗎？
權勢關係下的「同意」，能說是真的同意嗎？
要回答這兩個問題，必須了解人在遭遇重大創傷時會有什麼反應。荷光心理諮商所郝柏瑋心理師提到，創傷反應通常有四種：「攻擊、逃跑、凍結、討好」；一般人往往忽略凍結與討好也是常見的創傷反應。
沒有拒絕，就是自願？
有些性侵受害人表示：「當下老師手就伸進來了，我腦中一片空白」，這樣的凍結反應，卻被加害老師或其他人解釋為自願；受害人也責怪自己那時為何沒有逃跑。對此郝柏瑋提醒：遇到當下無法理解、超乎想像的狀況（令人尊敬的老師，手竟然伸進來摸我的身體），人可能會凍結，這是自然現象。
「如果這是長期的關係，孩子甚至會想討好老師，寧願相信這是愛，才比較好消化。」有些受害學生會說服自己：老師是因為喜歡才這樣對待自己；自己也應該喜歡老師。如果老師的目標還有其他孩子，這個受害學生可能還會吃醋。「看起來很像愛戀行為，但可能是一種創傷反應：為了在扭曲的關係中生存，必須說服自己這段關係有愛…甚至在性裡，告訴自己：老師這樣對我，我也很舒服。」許多外人無法理解的反應，其實是受害人處在壓迫關係裡，不得不調整自己。
利用權勢，就是強制！
不僅社會大眾對於創傷反應不夠了解，法律界也欠缺認識，無法真正理解權勢性侵受害者的處境。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徐偉群副教授指出，現行刑法中，利用權勢性交猥褻罪的刑責，低於強制性交猥褻罪，這傳達出一個訊息：利用權勢性交的情況中，被害人的服從就是同意，不是受到強制；因為被害人有同意，所以就同意的部分，要自己負責。這樣的法規，不僅傳遞權勢性交不是強制性交的訊息，更蘊含譴責受害人的意義，影響著社會大眾與法律界的觀念與作為。
但徐偉群認為：「下命令的老師與服從命令的學生，都知道背後的權力作用，因此學生的同意，不是真的同意，而是處於非自我決定的狀態。」因此法律必須扭正觀念，修法將權勢性交猥褻罪，等同強制性交猥褻罪。
「利用權勢關係，就是強制行為！」當大家都有這樣的認識，狼師就無法心存僥倖，躲在權力的大傘下規避責任；受害學生也才能不苛責自己，覺得當下沒有果斷拒絕，就是自己的錯。
人人都需要的性主體教育
校園是社會的縮影──促成性侵的校園結構，歸根究柢，是源自整體社會文化。我們的社會有什麼問題？「問題出在這張圖。」陳宜倩展示的圖中，畫面中央是站立的王子，微笑凝視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公主。當我們看到這張圖，首先映入眼簾、具有主動性的人是誰？被塑造成陪襯或附屬、只能被動等待的人又是誰？
有權勢的王子沒有取得公主同意，就擅自親吻公主，這樣的性侵行為，在童話中卻被美化，最後性侵受害人還與加害人結婚，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整個故事中，公主完全沒有自主權，宜倩教授因而表示：「當社會持續頌揚睡美人故事，促成非經個人意願的強暴文化，恐怕是從小就開始了。」
要破除促成性侵的文化，就必須邁向更積極的性主體教育。許多案例都可以看到，老師專挑「好孩子」下手，利用他們對性、愛與關係的懵懂，以及對權威的服從，予取予求。然而，「性、愛、關係是不同概念…自己要有什麼樣的性、愛和關係，要自己去探索。」認識自己的身體與情感，進而表達意願（接受或拒絕）、與他人協商──學校應以此設計主體教育，引導學生明瞭：每個人都是性愛的主體單位；而不是拒談性，造成學生對自己的情感與身體，普遍缺乏認識。
相信孩子，即早協助
郝柏瑋也認同性主體教育的重要性：性教育不只該從小開始，還要持續到成人。許多性侵受害人，都要20幾年後才敢揭發當年經歷；當他們心智慢慢成熟、展開愛戀或性關係時，需要了解權勢性侵對自己產生的影響。另外，目前討論性侵害的範例十分狹隘，多談如何防範陌生人，但熟人性侵比例其實很高。
在師對生性侵的情況中，當學生或家長揭發狼師，常被其他人質疑誤會老師。然而，就算老師「一表人才、溫文儒雅，對學生很照顧、跟同事關係很好，不等同不會在私下有權力操縱的情況。」因為整個社會不了解，一個人外顯的社會人格，跟他在性方面的人格，可能截然不同。
那麼，作為家長，如何辨識孩子遭遇權勢性侵，即早介入處理、給予孩子支持與協助呢？郝柏瑋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平常就與孩子建立信任關係，讓彼此有互相對話的空間，孩子才有機會表露疑惑與困難。其次，再忙也要定期與孩子分享近況，才能即時發現孩子的變化。當孩子遭遇性侵，會有三個部分的變化：身體出現各種反應和症狀、情緒時起時伏、各種人際關係也受到影響。
與孩子對談時，不論孩子說什麼，都先相信他，讓他盡量傾訴；就算孩子處在複雜紛亂的情緒，因而講話破碎、前後矛盾，也沒關係；先把經驗說出來，才有機會整理資訊。陷入討好反應的孩子，可能會說不是老師逼他的，但家長還是要趕快介入，讓關係停下來，後續再釐清狀況；畢竟讓孩子持續停留在極端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便會持續受到傷害，也讓老師的其他目標沒機會被揭發。
當校園性侵事件發生，通常申訴人要的就是真相和公道。然而真相難求，求助與申訴過程非常艱辛，不僅孩子，家長也需要支援。郝柏瑋建議家長可向專業人員或相關團體求助，在他們的陪伴與支持下，穩定情緒、梳理想法，進而決定如何處理。
總之，先相信孩子說的話，才能啟動調查、釐清狀況，尋求資源並設法處理。
正視問題，澄清汙染
根據《澳洲皇家調查報告》，受害人從遭受性侵，到向外界揭露的平均時間，男生超過25年，女生超過20年，有些甚至一輩子都說不出口。在這漫長的過程，曾遭權勢性侵的傷害會持續影響受害人。各種傷害中，張萍與陳宜倩認為人格主體的謀殺最可怕──當親友、師長都不相信受害人，受害人也很難相信自己的感受和情緒，要到很久以後，才慢慢發現自己沒錯，錯的是有權勢的加害人。
如何才能真正解決校園權勢性侵問題，避免這一齣又一齣不該發生的悲劇？張萍引述人本基金會董事長史英的主張：「必須改變師生關係（拿掉不對等的權利），重建教育目標（讓學生發揮主體性），並責成學校（包括校長、教師等）負起責任。」
「如果河川一直被汙染，我們不希望只是在下游淨灘，也要到上頭看一看，發生了什麼事。」願所有校園與整個社會，都能正視權勢性侵的問題，真正理解受害人的境遇，進而讓汙染的河川，終有澄清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