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志德(記者。關注台灣政治、國防、香港、兩岸關係和中國等領域。目前的工作是事實查核，但也想著如果中國發動侵台戰爭，新聞工作者應該做什麼？怎麼做？)
2019年12月初，台灣總統大選前夕，《洛杉磯時報》一則發自台北的報導，標題是：”Can fact-checkers save Taiwan from a flood of Chinese fake news？”
其實不只《洛杉磯時報》，當時許多在台灣採訪大選的外媒，都點出了「假新聞」和「不實資訊」於選戰期間流竄各社交平台的嚴重性。引用《洛杉磯時報》是它的意象特別吸引人：假新聞的泛濫，已經讓台灣的民主到了選舉一次，就幾乎淹死一次的地步。
2020年總統大選之後，是2022的六都市長選舉，如果民進黨政府對假新聞在兩場大選期間導引民意風向的威力餘悸猶存，那麼首先必須責怪的就是自己執政期間對於健全新聞環境幾乎全無政策作為。
從「假訊息」到「假議題」：不實訊息的進化
「境外假訊息攻擊，台灣連9年全球第一」、「瑞典研究：台灣境外假訊息全球最嚴重連10年榜首」……這一類的新聞標題，隨便在google上就可以搜出成篇累牘。台灣受到來自中國的不實訊息影響，程度之嚴重已經不必添加更多論述。但不實訊息產地和他們的進化，卻值得花些篇幅探討。
在2020年大選前後泛濫的，主要是單純的錯誤訊息。例如以錯接的影像和聲音指控「蔡英文做票400萬」、「2020總統大選韓國瑜獲壓倒性勝利」等等。但2020大選結束，COVID19疫情開始。不實信息開始形成「生態系」，也就是不再是單則信息各自擴散，而是演化出從設定、傳播、再傳播、收穫影響力的整個體系。
台灣軍方採購「火山車載布雷系統」的議題形成和傳播途徑，就是典型的例子：
「火山車載布雷系統」系統用於當共軍發動侵台時，在可能或已經登陸的地點快速撒布地雷，延遲共軍推進的速度。這筆採購金額不大，武器本身也不敏感，原本不會是重要新聞。但在台灣一家主要報紙發動這個議題後，原本「戰時布雷」被宣傳成「常態布雷」，再引入情境完全不同的金門在冷戰期間海岸布雷的歷史，以及世界上部分國家簽署的《地雷禁止條約》。交相激盪的結果，台灣採購這批戰時才出動，全屬防衛的布雷系統，似乎成了流氓國家。
這種議題上的「歪樓」，作者不把它稱作「假訊息」，而稱作「假議題」。因為這些片斷的訊息都是真的，但它們並不是在合理的因果、脈絡中傳播。
比起「假信息」，「假議題」更強大之處在於它能為一整個生態系提供素材，所謂的生態系，是指當某一主流媒體設定議題後，接下來在電視談話性節目或者網路意見領袖「接球」之後可以再做發揮，然後這些片段內容可以在LINE群組、Twitter、微博、抖音或者YouTube等平台上，以不同的變形版本頑強地流傳。
商業媒體何以失守新聞專業
這樣的惡劣生態系究竟如何形成的？為什麼有些主流商業媒體會成為不實訊息的「中央廚房」？網際網路興起，媒體傳統以廣告獲利的經營模式快速敗壞，是顯而易見的原因。
另一個更基本的問題，是台灣商業性的新聞媒體幾乎無一例外地在政治立場上「選邊站」。有些評論者認為政治立場是新聞品質敗壞的最主要原因，但筆者認為，網路惡劣的環境，是政治偏見高倍數的放大器。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中天電視轉進網路平台的前後比較看得出來。
關心新聞產業的人如果留意、持續收看中天電視新聞的內容（警語：非常不舒服的體驗），可以明顯感覺現在網路中天新聞台言論極端化的程度，遠遠超過有線電視時代。除了後者有NCC的監管和換照審查的壓力外，也和媒體機構的「自我定位」有很大的關係。中天在有線電視新聞台時代，自我定位是「大眾傳播媒體」，某種程度至少要滿足多元化和專業的要求。而一旦失去執照——事實上中天失去執照正是因為言論過度極化——索性自我定位成「網路平台上的垂直媒體」，只為「同好」服務，如此自然成為一個超級同溫層、回音室。
網路媒體的言論走向極化，不只是主觀政治喜好，或者為了促進經營者的政商利益，更是追逐商業利益的自然趨向。網路閱聽人的基數遠遠大於台灣有線電視的觀眾群，哪怕只掌握一點點比例的群眾，收視、點看的數字都已經很可觀，以此變現廣告收益，再加上「打賞」、「贊助」，構成網路媒體的營收。這還不論這種垂直收入「理論上的確可能」來自特定政治力量。
公共媒體投入資源太少
中天新聞台是個極端但不特別的例子。在「數位匯流」的時代，除了有線、無線電視還有比較穩定（但也持續萎縮中）的廣告收入外，具有開發、設定議題能力的平面媒體被拖進了網路戰局，但絕大多數尋找不到經營模式，無力因應的結果，只能跟風炒作速食、極端的議題，甚至成為炮製認知戰武器的中央廚房。
必須強調，當網路抹平了國界，台灣媒體的墮落就不再只屬於台灣，而是所有自由中文媒體的共同困境。現實的情況就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文讀者被圈在共產黨的防火牆裡，其它牆外的五千萬人彼此差異太大，幾乎不可能像英文一樣，靠著自由市場機制形成優質媒體，更不要說原本也能涵養優質媒體的香港正在淪亡。
必須從這裡，才能看到台灣政府的作為對於台灣人也身處其中的中文世界有多重要。
媒體的營運體制不外三種：商業、非營利或者公共媒體。第一種不必解釋，第二種例如台灣的報導者，第三種由國家預算或課徵稅費來支應。正如前文所說，中文媒體營運商業機制已經因為網際網路生態而殘破不堪，加上一個社會對非營利媒體的支持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在現今的環境下，公有/公共媒體成為產出嚴肅新聞的唯一可能。但很可惜，在過去將近八年，我們看不到蔡英文政府對優化台灣的公共媒體做了任何顯著投資。
公共媒體是重要民主防衛機制
看到這裡或許有人要質疑：蔡英文政府一年投入十億資金成立的Taiwan+，難道算不上「顯著投資」？ 作者的答案是：光從金額看，當然「顯著」。但首先Taiwan+是英語頻道，對本文關注的「優質中文媒體發展」沒有關係。其次，也更重要的是，Taiwan+的宗旨是以「宣傳台灣」為宗旨，這和以公共資源建立能夠行使「第四權」、深化民主的公共媒體，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這其中的價值差異清清楚楚：台灣需要是「守門犬」的公共媒體（watchdog journalism），而不是大內宣或大外宣。但蔡英文政府在兩個任期內投入最多的，正正是媒體的「宣傳性」而不是「公共性」 。
商業媒體經營環境劇變、外在政治力強力發動認知作戰、內部不同政治價值觀劇烈對抗、自由無礙的網路和社媒平台……很不幸，所有適合假新聞、不實訊息滋生傳播的條件，台灣全部具備。
在這場完美風暴裡，唯一的解方是政府對公共媒體的投入。
但這裡所說的「投入」，不是撒錢了事，更包括現有機構的整合和思維的更新。很多論者談到公共媒體的缺失，都是膝反射式地要求政府「給錢、給錢、給錢」。但這些錢怎麼給？給多少？用在哪裡？卻少有細緻的論述。於是我們看到了政府每年支應中央社（半數）的開支、央廣的開支、公共電視的預算，華視如果有虧損，大半也是由人民買單。當我們把這些錢加總起來，並計算效益之後我們會發現：這些機構提供的內容，絕大部分都是類似的，而且主要都在網路上呈現。
舉一個更形象的例子：當蔡英文總統接見一團外賓時，公眾會看到中央社、央廣、公共電視和華視各發出一篇內容幾乎相同的報導，但這些公共/公有媒體，沒有一家有資源發展更專業的財經、國防或者更豐富、全面的中國及國際新聞，更不要說對地方議題的深度關注。事實上，台灣不論公、私媒體，對地方政府的監督力道都趨近於零。
資訊戰只能用更優質的資訊供應來對抗
蔡英文總統的第二任期即將結束，這段期間台灣承受著幾乎不間斷的不實訊息攻擊，到了幾乎形成國家安全威脅的地步。但也就在同一期間，民進黨握有行政資深和國會多數，期間對媒體並不是沒有投入資源，但不管有沒有接收到新資源，所有公有/公營媒體幾乎都依著原本的慣性運作，重覆部分的依然重覆，不足的部分更加不足。等到台灣社會驚覺輿論場亂象橫生，中國和其代理人操作的假訊息、認知戰趁虛而入時，一回頭四顧茫然，因為資訊戰只能用更優質的資訊供應來對抗，但台灣根本缺乏專業、可靠、覆蓋面廣的公共媒體。
更令人不解的是，除了鄭麗君擔任文化部長時的「大公廣」政策外，對於如何建立有規模、尊重專業倫理、有能力監督政府的媒體，似乎從來沒有出現在文化部的政策論述裡。
換句話說，在民進黨執政下，投入了大量宣傳資源之後，台灣對認知作戰的防衛能量仍舊幾近於零。如果泛濫的假新聞傷害的只是民進黨的選舉，那民眾反正就聳聳肩，不關我們的事。但任憑劣質媒體成為「民主之癌」， 沉痾難治，說一句民進黨政府必須為此負上最大責任，應該也不為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