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靖
小花是我認識了十幾年的同齡好友，儘管大學不同校，我們仍常常通訊聊天。
一天，她忽然在平凡無奇的聊天內容中冒出一句：「我現在在打官司」。
「蛤？打什麼官司？」
小花說，她在高中時期遭遇了性侵害。
我愣愣捧著手機，反覆閱讀訊息，試圖釐清這些文字指向什麼意義。我想起高中的自己，也想起高中的她……為何她當時、甚至之後的好幾年，都沒有想告訴我呢？後續，她持續向我求助——打官司中不斷複述性侵過程、面對程序裡外必要或不必要的質問，讓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自我懷疑。
她懷疑，自己是不是鄉民口中的「越想越不對勁」？
我聽著，內心百感交集，一方面難以想像好友正在經歷這些；而另一方面，我卻也想著與鄉民同樣的問題——會不會當年的她，確實沒感覺「不對勁」？小花是我的老朋友，我非常想不顧一切支持她，卻無法忽視心中揮之不去的疑惑。
而當我正糾結到一半時，小花突然又揭開了故事的驚人發展。
她說，在決定提告後，她收到了一封簡訊，一組既熟悉又陌生的號碼映入眼簾，劈頭就問：「是妳告的嗎？」
由於收到的起訴狀上看不見原告身分，被告——也就是性侵加害者——為了確認是誰要讓他上法院，居然主動聯絡了小花，想與她對質。
我不可置信，除了無恥程度令人髮指外，這個「找提告人」的過程會找到小花這裡來，表示加害者根本也認定小花有拒絕，而自己仍不顧她的意願啊！不然怎麼知道要找她？還是他只能廣發訊息給所有發生過關係的女生嗎？(那更無恥！)
費時六年的「不對勁」
做為明明白白的受害者，小花會反覆懷疑自己：「會不會是我當時沒有清楚拒絕，才讓他誤會？六年後才想到要說出來，會不會其實也沒那麼嚴重？如果真的不願意，有好幾個剎那好像都有機會逃，是我不夠敏銳、不夠勇敢嗎？」
聽著聽著，我逐漸理解了她的自我懷疑。或許，將責任都歸屬給自己，反而是對這沒來由降臨的悲劇，最好的解釋方法、一種解脫。否則，難不成我什麼也沒做錯，就得遇到這麼糟的事嗎？如此不公平令人難以接受。
只是我一直在想，難道當年沒有立即意識到、沒能懂得去醫院驗傷自保，多年後，她就失去重新主張「不對勁」的資格了嗎？
回想事發當年，我們還是成天被關在校園圍牆裡的高中生，合理的性平教育和身體自主權在那個小小的世界裡並不存在。我想儘管要小花出聲主張，她也不曉得能主張什麼？遇到這種事要告訴誰？將健康課本裡的性器官快速翻頁過去的老師，能不能懂我遇上什麼事？
我不禁幻想起某個有完善機制的世界——學校課程中有健康的性平教育，身體的界線與自主權從小教起；社會建立完整安全網，能傾聽、接住、輔導被害人，也能預防悲劇一再發生；大眾不再譴責受害者，嚴肅正視性侵與性騷擾案件；女性聲音與男性重量相當，沒人會為加害者幫腔，受害者不必「鼓起勇氣」就能說出自己的故事——我想，如果是活在那樣的世界，小花或許能及早意識到不舒服，或許能少被折磨幾年；或許，加害者也不會走到犯案的那一步，整起事件從頭到尾，都不會存在。
令人遺憾的是，小花被侵犯時，我們的社會還在指責人家穿太少，說她們引誘人犯罪，默許各種譴責受害者、進而物化女性的言論。也因此，小花的「不對勁」要等到足夠安全 (其實也還不夠安全) 能浮上檯面的時機，居然，要等六年。
所以，事實上，該被聚焦的問題是：我們究竟活在怎樣落後社會中、離完善的機制有多遠，必須讓受害者如小花「想」六年，或更久，反覆懷疑自己，才能說出「不對勁」？
「越想越不對勁」的精神
主張你不能夠「越想越不對勁」的鄉民，其實也在主張「你不可能突然想通」；「人的感受、思想是不可能被環境與知識改變的」。顯而易見的是，這個想法錯得離譜，人類文明的演進從來都是由一點點「越想越不對勁」展開的，若非如此，現在的我們應該也要像16世紀前的人們一樣，堅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六年間，小花接受了遲來的性平教育，也感覺到社會氛圍對性侵案觀點的轉變，她反覆思考、檢驗知識與感覺，才終於得以為自己發聲，伸張遲來的正義。我們會想、會學習、會長大，是再正常不過的；推翻過去的信念，實則是一件相當有智慧的事。
要是拒絕「不對勁」，也就拒絕了社會進步的可能。
乘著「越想越不對勁」的精神，持續努力思考、推動改變，唯有如此，才能時刻審視社會的各個角落，確保所有的「不對勁」被看重，以期許有天能迎來，不需要花好幾年來認真「想」，大家也輕易判斷出不對勁，且當這個不對勁被說出來，社會亦能毫不猶豫接住的那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