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昀修
蔡焜霖老先生走了，作為曾經活過白色恐怖，並且親身體驗其酷烈的當事人。他的離去，讓許多關心白色恐怖的人們感到不捨。許多人憶起那個在人權博物館擔任終身導覽志工的溫和老先生，只要他訴說過去，我們就能感受到歷史的呼吸聲，如此貼近。
口述歷史便是這樣震魂懾魄的存在。
有人說，二十世紀是一個見證的世代。見證的文學與創作頻發，那些關於集中營、關於納粹、關於白色恐怖、關於紅色高棉……經歷過足以銘記於人類史上瘋狂事件的人們，將這些故事記錄了下來。然而蔡焜霖的逝世再次警醒了我們──見證正在消逝，或許十年內，我們將會完全的失去那個年代的見證者。當這世上再無人真正見過白色恐怖，那麼，我們要如何保存記憶？
或者再往前頭一點──保存記憶的必要性是什麼？
這時候問這個問題是有必要的。我們知道，納粹犯下了集中營、毒氣室……不勝枚舉的種族屠殺惡行，然而在不到百年後的現在，新納粹主義隱隱流動，新生的德國孩子難免困惑：「是以前的人殺過猶太人，為什麼我們還要道歉？為什麼我們要一直背負著歉疚與罪惡感？」
當我們一直讓孩子以「義務」的角度背負歷史，卻不能解答他們的問題時，納粹的惡就會悄悄反撲。然而如果不是義務，那麼我們憑什麼理由紀念蔡坤霖、怎樣記憶白色恐怖呢？
憑藉我們是個台灣人。
而這並不是「身為台灣人應知台灣事」之類的說法。畢竟依靠民族感情強行延續歷史就有種學校當年總是在教中國歷史與地理的尷尬感。歷史並不是讓我們「成為某個群體」的道具吧？
歷史其實是更個人的東西。當我們去探究人與這片土地的關係，理解土地上曾有過怎樣的足跡，理解這些足跡的目的、方向與信念的時候，人其實能夠比較不茫然。他們會知道這塊土地上曾有人做出怎樣的選擇，而他們可以憑藉於此，做出相同或不同，但無論如何，是他們思考過的選擇。
我們不能只把台灣史當作台灣苦難史。白色恐怖帶來了淒烈的壓迫，反過來說來，在那淒烈的壓迫下，依然有無數的人為了信念賭上性命，奮力讓荒蕪的土壤發芽，而又有無數的人護著小小的芽，讓這些芽長成壓不扁的玫瑰、百合、波斯菊……
當我們看見蔡焜霖老先生曾受的苦難時，也要看見他那橫跨時代的不屈意志，然後看見整個台灣歷史上，都曾有過種種的掙扎與燦爛。
歷史會幫助我們前行，而那是我們之所以必須留下歷史的理由。無論那是白色恐怖，抑或是整個台灣，或星球的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