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珮芸（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一般來說，兒少讀物可以分為虛構（fiction）與非虛構（non-fiction）兩大類。在台灣本土原創中，不論是繪本、小說或是橋樑書，多半以虛構的故事為主調，市面上非虛構的作品則大多可歸類為「知識性」或「科學性」的讀物。雖然也有少部分紀實故事，不過那通常像是國語課本會採用的短篇散文 ; 「傳記性」的本土讀物相對稀少。
說到傳記性的讀物，我的腦海中浮現的幾乎是外國當代的「偉人」或「名人」，不知道你是否也跟我一樣？國外的「偉人」或「名人」或許也真的能夠當台灣孩子們的「人生典範」，不過，是否有更貼近我們這塊土地的生命故事？主角人物可以不是「偉人」，也不是「名人」，但他們人生中的喜樂悲苦與跌宕起伏，反映了台灣過往的社會樣貌和歷史軌跡，他們的性格與走過艱難後淬煉出的人品，值得孩子們借鏡？
我很幸運遇到了這麼一位讓我尊敬的長輩——蔡焜霖前輩，他具有驚人的記憶力，而且他走過的人生，可說是台灣現代史的部分縮影，充滿俯拾即是、閃亮亮的故事。
拭去淚水，來高歌一曲吧 !
我記得很清楚，第一次見到蔡焜霖前輩是在台東大學的校園，二〇一六年四月的一場白色恐怖受難者經驗分享的活動上。在會場上，我聽得淚流滿面，然而會後餐敘時，蔡前輩與一同前來的七〇年代政治受難者陳欽生前輩突然想起他們「忘了唱歌」！原來在來之前，兩位已經準備好要合唱一首鄒族的政治受難者、作曲家高一生創作的歌曲，我立刻央求他們「補唱」。兩位前輩放下吃便當的筷子，拿出口袋裡的歌詞，有點羞澀地起身唱了用日文寫的〈長春花〉。在溫婉高亢的歌聲中，跟剛才受難經驗分享時一樣，我感受到真摯的情感，但同時又難以理解，為什麼經歷了那麼多非常人能忍受的遭遇，還能如此純真？
蔡焜霖前輩出生於一九三〇年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中州清水街，從小喜歡讀書也愛唱歌，一九四四年在唸台中一中時，被徵召為學徒兵加入戰爭。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他在駐守的水湳機場，迎來日本投降。戰後，他認真學習北京話，也因為成績優異，初中畢業的暑假，代表學校參加第一屆「台灣省青年夏令營」，跟著同儕集體加入國民黨，並且被保送進台中一中的高中部。在高中時期，經歷了二二八、清鄉等大時代的動盪，畢業後因為家道中落，放棄繼續升學的心願，先到鎮公所工作。一九五〇年九月因為高中時期曾參加讀書會，被便衣憲兵逮捕，之後被判十年監禁，成為綠島一九五一年第一批登島的政治犯。
紅葉少棒的孩子們搭上了《王子》的宣傳車
第一次見面後不久，我又有機會在台東大學與綠島人權園區簽訂合作備忘錄的場合，與蔡焜霖前輩不期而遇。那次，我聽到台東在地的記者詢問他，一九六八年資助紅葉少棒到台北參賽的始末，我站在旁邊，聽著蔡前輩生動詳實的敘述，彷彿看了一場電影：「我和六弟開著《王子》雜誌的中巴宣傳車，到紅葉村接棒球隊的布農族小孩…從台東到台北，他們沿途都好奇地看著窗外，十六個小時…。」當時，我心中燃起一個念頭，這個故事，一定要被寫下來！
蔡焜霖前輩不僅經歷了日治時期、戰爭、戰後的政權轉移、二二八事件、戒嚴啟動，在白色恐怖下，還被當作政治思想犯。出獄後，幾經就業的波折，他在漫畫審查制度如火如荼的實施下，一九六六年底創辦了孩子們重要的精神食糧《王子》雜誌，之後又在國泰企業下創辦了美術館、編輯出版台灣第一套世界百科全書，甚至在八〇年代中期創刊了儂儂雜誌; 最後以國華廣告公司副董事長的身份退休，再繼續為轉型正義與人權教育努力至今。然而，這麼精彩豐富的人生經歷，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呈現，才能讓更多不太願意觸碰白色恐怖議題的族群、或是出生在解嚴後的年輕讀者親近呢？我想到了漫畫（圖像小說），應該是最適合的大眾化媒介！
撕下受難者標籤、放下悲情控訴，留給讀者思考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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