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MeToo專案小組
「檢討受害人」這個名詞，據說，首先見於心理學家威廉．瑞恩（William Ryan）1971年的一本書；這書指出，美國社會把「歧視黑人」現象，歸咎於黑人文化和行為，以合理化「種族主義」及其意識形態。
然而，那本書的書名是《Blaming the Victim》，非常明確地，就是責備，歸責，怪罪受害者的意思；從那時到現在，這麼長的時間裡，一直把blame翻譯成「檢討」，形成一個通用詞，其實並不妥當，也會造成很多意想不到的問題（詳後）。
「檢討」的原義，應該就是「檢視＋討論」，其實近於省思（reflection），審視（review），是一個中性名詞；因為，「檢討」做為一個動詞，執行這個「動作」的結果，雖然可能是有責，但也可能是無責，並不帶有立場──如果預設了立場，那倒是不用檢討了。
所以，人們反對「檢討受害人」，心裡想的是反對歸罪於受害人，但為什麼大家不直接「反對歸罪」就好，而一定要強調「不可檢討」？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當初不知誰錯譯之後，已經成為通用語，大家也不覺得有必要細究用詞是否精準。
第二，那些帶有歧視意味的「歸罪」言論，通常不敢直白的說是受害者自找的，總是用一種「檢視＋討論」的語詞來包裝，所以大家幫受害著反擊回去的時候，就順著那種包裝詞，說「你這是在檢討受害人」；第三是，「反對歸罪」的人，有時候也覺得，說不定受害者真的也有責任，所以改說「不可檢討」，感覺起來是個全面的禁令，就不那麼礙口。
綜合前三個原因，我們可以看出第四個原因就是，歧視以及反歧視者，都運用了「檢討」一詞的歧義性：在中文語境中，檢討可以是中性的原義，也可以等同於「責備」（在英文中，並沒有帶有此二義的相當於中文「檢討」的字）。
為什麼原義為中性的「檢討」，會變成帶有立場的責備呢？當然是因為自古以來的父權文化，總是先認定後輩有錯，才要他檢討，而不是大家養成時時檢討的習慣，以便發現到底是否有錯，或錯的原因。這就好像「吾日三省吾身」，本是一種很好的個人修養；但很快的，就變成長輩罵人的話：你要好好反省！
那麼，大家這樣「濫用語言（to abuse the language）」，不分清紅皂白地，不用心區分是「歸罪」還是「省思」，只靠著一份同情受害者的熱心，把「檢討受害人」弄成一種「禁忌」，到底有什麼害處，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要看我們對MeToo運動抱持什麼態度：如果只是單純地想讓受害者能一吐委曲，期望加害者因而付出某種代價，那是一回事；如果是想從根本上，鼓勵並協助受害者逐步走出陰影，變得強壯，撕掉「受害」的標簽，同時，能使以後的人學習「逃跑或反抗」，避免悲劇再度發生，那麼，認真檢視受害過程，深入討論受害的因果，也就是好好「檢討（依其原義，而不是歸罪）受害者」，就是不能或缺的工作。
但是，從現在關於MeToo的聲量看來，幾乎沒有人敢「檢討（依其原義，而不是歸罪）受害者」，結果就是，好不容易凝聚起來的MeToo的力量，只能侷限在「一吐委曲」這個小小的範圍裡，而社會大眾也無法從中思考與學習，只能淪為懷著偷窺心理的旁觀者。
同時，即使對於最單純的「一吐委曲」來說，目前的情況也是不利的；因為缺少了對於「受害」的真正的理解（這要透過檢討才能獲得），接續的受害者很快就會失去「說出自己的故事」的興趣。我們因而憂心，MeToo的風潮，正要慢慢過去。
舉例而言，我們很少聽到「酒後性侵」的MeToo，大概受害者自知喝茫，怪不得別人，所以不敢聲張；但是，如果我們有機會好好「檢討（依其原義，而不是歸罪）」一些醉後受害者，訪問她／他們喝醉的經過，與環境，或許可以找出一個模式。如果能讓社會知道有那麼一個模式，一方面可以避免有人再蹈覆轍，一方面也可以鼓勵原本不敢出聲的受害者，勇敢加入MeToo的行列。
但更重要的是，上述那樣的「檢討」，更可以同時找出加害者的「實情」：他們往往並不是隨機「撿」到一個醉者，好心送她／他回家，又受不了誘惑……而是更有其他不可告人的心思在；即使真的沒有預謀，認真的「檢討」也可以建立某種論述，類似在法律上十分明顯的：不能因為錢包是你「撿」到的，就可以合法據為己有。
再舉例而言，我們很常聽到MeToo中有「當時頭腦一片空白」這樣的証詞；如果我們能好好「檢討」受害者急凍（freeze）的過程，內心的各種反應，以及其它相關的各種問題，等等，應該也能幫助其他人，透過自我覺察，和相關知識，有效避免陷入急凍，或從急凍中及早「醒」過來。
最後，我們建議關心MeToo的朋友，請慎用「檢討」一詞；遇到「假檢討之名，行歸罪之實」的傢伙，我們要明確指出「你這是把責任推給受害人」、「你假裝關心，其實是掩護加害人」，而不要再用「不可檢討檢討受害人」這種含混的禁令去聲援受害者。
讓我們一起努力，為MeToo運動留下更大的空間；以便關心的人，可以為MeToo做更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