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璿萍（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 秘書長）
不存在的成長藥
「我記得老師跟我說，喜歡女生這件事情，等到長大之後就會好了。」小拉在2020年一場生命經驗分享會上，談到第一次跟老師出櫃的場景。當時老師一派輕鬆，似乎認為她只是生了場病，等到吃下名為「成長」的藥（從女校畢業，進入大學接觸異性），病就會好了。
某天，小拉發現藏在日記本裡，原本摺成愛心形狀的情書被拆開了；隔天，媽媽氣沖沖地來到學校質問老師：「ＸＸＸ是誰，為什麼她要寫這些變態內容給我女兒？」即便老師努力緩頰，媽媽仍衝到教室去找人。直到小拉女友的家人出面道歉，並讓小拉女友轉學，這場鬧劇才落幕──而小拉的初戀，也就此結束。
「所以只要長大，我就會好了，不會再傷害其他人了。」這樣想的小拉，努力在一次又一次跟異性交往的過程中「治療」自己。起初，她連跟異性牽手都感到噁心，後來卻開始嘗試跟交往對象發生關係──像是心裡有張確認清單，希望自己經歷過所有與異性交往的程序後，就能成為「異性戀女性」，不會再讓媽媽失望與丟臉。
「我跟前夫一次就中了，也不知道這樣是運氣太好，還是運氣太壞。」當時仍未婚的小拉，看著兩條線的驗孕棒，腦袋一片空白，不知該何去何從。雙方家人知道後，極力要求小拉把孩子生下來，男方家長更允諾會負責到底。就這樣，小拉的異性戀女性確認清單，最後一項「結婚生子」也被打了勾。
然而，在婚前一項項被打勾的項目，卻在奉子成婚後，又一項項被擦掉。小拉難以面對與丈夫的親密行為，而丈夫也無法理解小拉始終疏離的態度；最後在孩子一歲多的時候，他們選擇離婚。歷經二十幾年，小拉終於發現：老師說的「成長藥」，根本不存在！
同志家庭的一關又一關
後來，小拉與一位女性交往；2019年同志婚姻專法通過，兩人結了婚。小拉身為曾經結過異性婚並育有一子的女性，要建立同志家庭並不容易。
首先，她必須梳理過去受傷與壓抑的自我認同歷程，重新向原生家庭出櫃，並讓身邊親友了解，自己過去的人生選擇，很多時候只是順應社會與家庭的期待，而非出於自願。
例如，小拉的媽媽難以接受女兒竟然離婚，而且再婚的對象竟是女性；她以為女兒是沒有想清楚，才與女生在一起，等到時間久了，就會回頭建立正常的異性關係。然而，隨著時間過去，媽媽也開始思考：會不會從一開始，女兒就只喜歡女生，是因為自己的堅持與抗拒，讓女兒兜兜轉轉了二十幾年？
再來，小拉與前夫的孩子得共同走過一道又一道的關卡。
當小拉的伴侶出現在孩子生命中時，孩子才三歲多，還無法理解同志是什麼，只知道相較於爸爸，「阿姨」願意花更多時間與心力照顧她。隨著相處時間越來越長，孩子漸漸改口稱呼「媽咪」──媽媽的伴侶成了孩子重要的存在，不再只是偶爾陪玩的阿姨。
當孩子開始上小學，小拉特地去學校跟老師解釋她們的狀況，表明當老師打電話來，小拉沒有接聽時，可以打給另一位媽媽。從中可以看見「同志家長」是否要對他人出櫃的複雜性：如果出櫃，保姆或托嬰中心、幼稚園、小學等機構裡，常接觸孩子的大人是否足夠友善；如果隱藏身分，當這些大人發現另一位同性家長的存在時，是否會對孩子另眼看待？孩子又該如何理解，為何在沒有外人時，媽咪可以是媽咪，可是當他見到保姆或老師時，就得改口阿姨或乾媽呢？難道有兩個媽媽是不好的事情嗎？
小拉僅能透過每一次評估是否出櫃的過程，試圖建立對孩子友善的生長環境。如果出櫃，孩子可能面臨歧視，聽到如「小孩沒有爸爸好可憐」、「這樣孩子長大會變同性戀嗎？」等話語；如果不出櫃，就無法知道對方對於同志家庭的真實想法，增加孩子成長時的不確定性。小拉只希望社會可以更加友善，讓這些掙扎的時刻逐漸減少。
跨海試管，然後呢？
小拉與太太想有第二個孩子，卻因人工生殖法的限制，同性配偶沒有辦法在台灣使用試管嬰兒療程，只能進行跨海試管療程，承擔比異性戀配偶更高的生育成本與醫療風險。
她們參加同家會的海外人工生殖講座，已經為人母的小拉，分享自己與第一個孩子溫馨的互動，讓其他同志準家長頗為羨慕。然而，如果小拉去國外進行試管成功，之後又要面對另一種「出櫃」情境，因為許多人看到混血兒，就會自行推論：「一定有一位家長是外國人吧！」面對這些探詢，家長該如何協助孩子面對，又是另一個挑戰！
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同家會）
同家會每一年舉辦北、中、南三場同志收養座談會，讓更多同志朋友了解收、出養流程。
同家會在2005年開始服務同志家庭，當時很多同志家長與本篇小拉的故事很類似，為了順應社會與原生家庭的期待，隱瞞與壓抑自身的性傾向許久，走了長長的冤枉路。也有些人對自己的性別認同感到困擾與羞恥。
如今，同婚專法通過已四年，同家會一方面承接多元性別者渴望生養的諮詢需求，一方面也透過「彩虹寶寶上學去」教師研習，讓同志家庭的生命經驗可以被老師看見，期望社會可以接納更多元的家庭型態，讓同志家長與孩子都能自在的生活在社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