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年交替之際，有人談起回憶，當然也有展望。
有一位朋友說二〇二二年最大的願望是回台灣陪家人。她大學畢業後就離開台灣了，當時的她只想遠走高飛，離軍職退伍的爸爸和只會默默承受一切的媽媽越遠越好。但就快要五十歲的她，開始對家人感到抱歉，在疫情似乎快要走到盡頭的此刻，「如果可以回來台灣陪爸媽住個幾年，就算只是散步去吃豆漿油條，我都會覺得開心…」她在同學群組裡這麼說著。
「妳現在可以忍受他們因為無止盡的擔心而對妳說的每一句話了？」我忍不住問她。「畢竟妳爸媽到現在還把妳當成小孩一樣啊！」朋友笑著回答：「我還有別的選擇嗎？這麼多年了，他們若能改也早就改了啊！」
回家，對她來說不僅只是距離和生活習慣的問題，更多難以言喻的情感和思緒，才是她最大的恐懼。人生的選擇，多數時候與自己的能動性有關，只是面對過往的記憶，連結的若只有自卑和內疚，那未來的分分秒秒不斷拉住自己的就不只是對家人的掛念了。她還說：「一旦回台灣就得暫時拋卻自己好不容易長出來與生命拚搏的力氣…。」她是個喜歡提問的人，也喜歡透過觀看自然而理解自己，《人生，是什麼呢？》、《願我化作一棵樹》這幾本書，似乎成了此刻最適合她的新年禮物。
我們繼續聊著，只能從網路新聞回看家鄉現況的她更擔心可能來臨的戰爭。「妳們在台灣，真的沒有開始儲備糧食水源，找防空洞？住在台北的人，更應該擔心吧？那些每天在台灣附近飛來晃去的戰機，真的沒影響？我爸媽在台北好像也很無感！」她問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怎麼身在疑似有戰爭危機小島上的我，還能如此鎮靜？我想我是因為無知，所以看起來無所畏懼，久而久之就也自己把生活過得像是平和無害的模樣。對於戰爭，我又能知道些什麼呢？我身邊的人也多是如此嗎？不然面對可能爆發的戰爭，我到底還能做些什麼？
作家朱宥勳透過書評影片談論了《阿共打來怎麼辦：你以為知道但實際一無所知的台海軍事常識》這本書。找了書來看，我突然可以想像遠在英國的同學，為什麼這麼擔心害怕。戰爭確實離我們不遠，事實上它正以不同於過往的姿態，開始在台灣社會形成新的局面。如同另一本書《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裡所談到的。二〇〇九年中國開展「大外宣計畫」，錢不是問題，關鍵是要與西方媒體「爭奪話語權」。至今，不少民主國家的媒體變成中國官方關係企業。深植於西方世界的人民真實生活中，還有上萬個華人社團和中文學校，都努力在中國以外的土地上宣揚中國式民主與強盛。
或許有人會說，二〇二二年的現在很多人看穿了這套手法吧？但「邪惡陣線聯盟」永遠不缺同伴。線上的另一位同學說道：「中國一點都不孤單啊，畢竟還有社群媒體的大老闆與之為伍，『免費的最貴』這句話真的是輕忽了新世紀版的邪惡大Boss，社群媒體根本是一個打不完只會一直再生的局，再加上隱藏在後面的政治力量，這一局根本可以先認輸了吧？」
我知道同學們的擔心，如同紀錄片《個資風暴：劍橋分析事件》呈現了劍橋分析利用於政治選戰的個資，不僅不當取得及利用，還實質的影響二〇一六年的美國大選。雖然後來劍橋分析公司倒閉收場，但這起事件促成了一連串對於數位服務科技大巨頭的監督。
只是這樣的事件，依然沒有降低世人對於社群媒體的使用黏著度。
另一部紀錄片《智能社會》透過多位曾在 Google、Facebook、Twitter、Youtube、Instagram 的創辦者、領導者和工程師，鉅細靡遺分析使用免費軟體背後的隱憂與危機，也層層撥開免費軟體公司的陰謀與目的。不僅是商業公司在這波大數據之海裡感到開心，事實上每一筆由使用者所貢獻出的資訊也都成了政治上足以識別並標註選民的標籤，這與政治的關連顯而易見，如同《阿共打來怎麼辦》一書後半部所提到的內容。
「說什麼政治歸政治，運動歸運動…我們不只是應驗了《一九八四》一書的預言，也或者我們根本難以想像這條不歸路了吧！」遠在他鄉的同學，繼續在線上聊著，「不如我們現在開始在社群媒體上斷捨離？不用臉書其實也不會死，不然你問問培瑜，有沒有戒斷症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