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決定有小孩的那一刻起，我就想要用母語養小孩，原因很簡單：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跟我的阿嬤講台語（註1）。
我一直困惑於台灣常見的現象，就是不論阿公阿嬤的母語是什麼，當他們跟小孩講話時，一律會轉為華語頻道。我想到我的阿嬤，身為童養媳的她，在日治時期輪不到她上學，生活用語是台語。在我小時候，我跟表姊們還講台語，但再小一點的表弟妹幾乎都講華語，甚至當年跟我們講台語的舅媽、阿姨們，在帶孫時也全都用華語。於是，我的阿嬤，路比的阿祖，也被迫用華語才能跟她的孫子溝通。而路比，這個在瑞典出生的小孩，反而成為唯一一個用台語跟阿祖講話的人。
當路比從瑞典回到台灣時，台北的小朋友們一聽說她從國外回來，就開始說：How are you?路比問我：「伊佇咧講啥咪？（她在講什麼？）」這現象讓我感嘆：現在的父母或阿公阿嬤都不再跟小孩說母語了嗎？台灣人想像中的「國際化」只有說英語嗎？
學習母語是小孩的權利
其實會有這樣的現象，不只是家長個人的問題。由於特殊的政治歷史脈絡，台灣是全世界少見的「主流語言快要被消滅」的國家。台灣被日本殖民的時期，教育普及率不高，雖然殖民後期有所謂皇民化運動，但當時大多數的人還是講母語。到了國民黨來台，華文成為官方語言，「禁說方言」的政策使得說母語成為小孩在學校被處罰的原因；電視媒體限制母語節目一天只能30分鐘，且節目總將「操持台語口音」污名化，讓大家覺得「說母語是一件丟臉的事」。現在能流利用台語養孩子的人已經越來越少，更遑論用客語、原住民族語言或新住民女性的語言養小孩。
瑞典也有過同化薩米人、歧視吉普賽人、在二戰之前發展「種族生物學」（就是希特勒用以歧視猶太人的「科學」基礎）的黑歷史。但他們在1970年代確立多元文化政策後，學習母語成為小孩的權利，市政府有義務提供每個小孩的母語學習。
以路比小學三年級時曾跟我回瑞典一年的經驗為例，瑞典學校為她安排了中文老師。由於她當時的中文遠比瑞典文好，所以學校就請老師在該時段用中文讓她詢問跟瑞典文有關的問題，讓她有機會用母語學習瑞典文。而該位中文老師則是在各校「跑班」，以便教到不同學校裡母語是中文的孩子；有時，市政府則會將不同學校同一母語的學生集中在某校上母語課，以便真的落實能提供給每個小孩母語學習的教育政策。
雙語的小孩比較慢開始說話
其實，路比一歲又兩週就開始在瑞典上幼兒園，對她而言，瑞典文跟台語都算是她的「第一語言」。她在15個月大回台灣時，比她大一點的小哥哥已經會講「我們要去吃義大利麵」這類完整句子了，路比還只會「媽媽、爸爸、tack（瑞典文的謝謝）跟bye-bye（再見）」這幾個單字。但瑞典的小兒專科護理師（類似社區衛生所的護理師，負責新生兒出生到五歲的所有發展檢查與預防針施打，同時提供新生兒父母團體課程及小孩家長健康諮詢。）及幼兒園老師總是告訴我：「雙語小孩本來就會比較慢開始說話，但等她開始講話，就會兩個語言都很厲害！」果不其然，路比快滿兩歲時，突然語言大爆炸，我只跟台灣留學生講華語，她也變成可以聽華語，四歲回台灣時，還跟想幫她翻譯的幼兒園老師說：「我聽得懂」。也有台灣媽媽跟拉托維亞人結婚，她們當時在瑞典生活，結果小孩跟爸爸說拉文、跟媽媽說中文、跟台灣阿嬤會講一兩句客語、聽得懂父母之間交談的英文、瑞典文也十分流利。
母語是小孩語言、思考、邏輯的基礎
在台灣，一方面由於殖民的政策，讓我們逐漸失去了講母語的自信心及用母語養小孩的能力；另方面則由於「不要讓小孩輸在起跑點」的迷思，讓家長太急切想讓小孩及早學英語。但以我在研究所任教的經驗，我發現這些被父母「投資」長大的學生，英語不見得好，中文也不佳。其實母語是小孩語言、思考、邏輯的基礎，當他母語好，後來的語言就能開枝散葉。前述的雙語或多語的例子是在「自然情境」中學習，而非刻意營造的「全美語幼兒園」，或是父母刻意在一句話裡夾雜英語自以為在為小孩增加英文單字。
所幸現在我知道有些家長開始努力學台語以便可以跟小孩講台語、也有家庭是爸爸跟孩子講客語、媽媽講華語；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的幼兒園老師也使用族語；也開始有人支持新住民媽媽用母語教小孩。這些都是令人欣見的現象。但當前國家在推行「英語教學」的同時，是否曾想過如何更支持母語學習，甚至像瑞典的芬蘭學校一樣，一年以芬蘭語教數學、一年以瑞典語教數學，以便讓母語也能成為學科語言，而非只有日常對話的能力？我們能否營造更友善的環境，支持跟小孩講母語的家長，而讓家長不必再受到「這會讓小孩混亂」的質疑甚或老師在聯絡簿上寫的「請跟小孩說國語」的要求？
註：由於台灣是個多族群國家，因此，我知道把「河洛話」稱為台語也是有問題的。但當時身在國外，常得跟搞不清楚台灣跟泰國、或是台灣與中國關係的朋友說明台灣，因此，我特意在瑞典使用「台語」一詞來稱河洛話，本文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