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佳羚（高師大性別所副教授）
前篇〈死刑犯的人權：他們為何被冤枉？──專訪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 談到被錯判的死刑犯，似乎比較容易讓人接受。然而，如果是罪證確鑿的「壞人」呢？
有位無期徒刑的受刑人說：「在之前我是很歧視受刑人的，直到我進來，才知道所謂的關在監獄內的壞人和外面想的不一定一樣。」（註一）因為社會對於受刑人的想像太刻板扁平，所以，我們常無法再繼續想，關於他們及家人被歧視的種種細節。而這正是本篇想要談的。
人渣的人權？
之前我曾邀請作家張娟芬來高師大談「人渣的人權」，但一般人心裡想的是：「既然是壞人，怎能讓他們『太好過』呢？」所以，當我們看到《1.368坪的等待》（李濠仲寫徐自強案）書中，描寫這麼小的空間裡住了兩名受刑人，包括半開放式的廁所和洗澡的地方，我們並沒有什麼感受。
也許，更多細節可以讓我們理解受刑人生活的狀態：這個一人不到0.7坪的空間，冬冷夏熱，受刑人一天只有30分鐘可以出來「放風」──除了會客或教誨時間（以及有些監所允許他們有部分時間出來走廊走走）之外，都必須待在狹小的空間裡。由於一天只有四到五次的送水時間，受刑人必須儲水，以致夏天的牢房又熱又濕，許多受刑人因此都有皮膚方面的疾病。
受刑人只有一個月2000元的伙食，一餐平均20元。菜單上的「排骨」常只有「骨」，沒有「排」；「雞湯」則常是雞脖子這類的肉。飲食糟糕，而且又油又䶢，食物內偶爾還會出現洗刷用的鬃刷屑──不健康又不衛生的食物，讓受刑人的身體健康也受到影響。
我女兒小時候，曾跟我一起寫信給邱和順好幾年。我們看到台北101的卡片，買來寫給邱和順，他回信跟我們說，他在獄中太久，都不知道外面世界的變化；我跟女兒一起看youtube上面關於邱和順的影片，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邱和順好想出來吃一碗肉圓。女兒收到邱和順的信時，覺得他的字好工整，最意外的是他不能唱歌，只能在腦中哼著歌。我跟女兒說，我曾讀過北愛爾蘭監獄的研究，支持北愛爾蘭獨立的人被關進去，他們常透過「唱歌」來與別間牢房的獄友溝通；但在台灣，卻連完全沒有抗爭意圖的哼歌都不被允許！這樣的規定反映了受刑人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似乎大多取決於「管理方便」。
我們似乎覺得這些狀態是受刑人的「罪有應得」。然而，入獄失去自由，他們已為所犯罪行付出代價，不能再以這些不符基本人權的對待，或是沿用過去軍事管、壓的方式，摧毀他們的人性尊嚴，不把受刑人當人看。如果他們犯罪前有種種家庭、學校、社會對他們的虧待，讓他們覺得不好過而走向錯誤的路，那麼，當他們在獄中沒有受到應有的對待時，是否更抑制他們人性的發揮呢？
監獄的積極功能
監獄雖有「剝奪受刑人自由」、「使之與社會隔離」的消極功能，但我們也都期許監獄能有積極的功能──透過教化，讓受刑人能理解自己的錯，復歸社會。
然而，所謂「認錯」並非犯人跪在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屬前道歉。有些犯人一時之間鑄下大錯，事後後悔。而有些犯人從後悔、認錯到道歉，這個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真正「知錯」。我們可以看看一些受刑人如何說：
「宗教不是一夜之間對我造成影響，是很長的時間、很緩慢的、在自己都不知道的狀況下改變我。（死刑犯）」
「不要說一個人有多壞，我相信如果他是有所希望和期望的，每個人都會改變。（無期徒刑受刑人）」
從這兩段話中，可以看到改變需要時間，如果我們相信人會改變，就要給他時間與環境。如前述死刑犯所說：「殺了一個人，不是關幾年就可以過去。心裡的負擔、自己都不能原諒自己，這很無解。道歉，受害者的恨也不會消失。傷痛的，不只是他們，自己的家人也是。」他是在這樣的時刻，才知道自己如何傷害被害人與其家屬、自己的家人，以及自己，並且帶著這樣的罪惡感活下去。
有人會問：如果他們知錯了，為什麼不向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道歉？有位死刑犯說：「我們是犯錯的人，不能多辯解什麼」；另一位無期徒刑受刑人則說：「教誨師一直要我去和解。這樣做到底有沒有想過被害者的心情？換位一想，怎麼可能願意見你或是原諒你？再打擾是不對的，反而又加深記憶二度傷害，我寧願不要。以後如果有機會，我會用死者名義提供愛心待用餐，做出成績之後再重新來面對。」
從他們的話語中，可以看到有些人覺得既然已經做錯事，道歉也無法彌補；有的甚到可能打擾被害人家人，而想要用「為被害者累積功德」的方式彌補。這些，不正是我們期待監獄的積極目的嗎？
林欣怡說，她大概是全台灣遇過最多死刑犯的人。廢死聯盟曾舉辦《後來的我們》展覽，因為台灣民眾大都沒有機會看到受刑人後來長什麼樣子。在訪談中，我們不只看見這些受刑人在犯案十、二十幾年後展現的人性，也看到他們為何會長成先前犯罪時候的樣子。
例如，許多人受刑人學歷較低，且在過去少年輔育院、少年觀護所等機構的可怕管教方式下（這些機構現在有變好一些），從來沒人跟他們說，到底他們做錯了什麼、為什麼做錯。這些省思，是他們在獄中這些年得到的，因為會在監獄裡看書、想事情。有人真的把書讀進去了，甚至可以跟林欣怡進行深刻的對話，這不正是我們期待的知錯與改變？
有位無期徒刑犯說：「人生沒有一定要成功，對得起自己就是成功。以前的我很失敗，沒有對得起任何人，這趟才真的看清過去的自己到底有多荒唐，現在要去放下。因為過去沒辦法改變了，但重點放在我的未來。」另一位死刑犯則說：「我不想成為沒有用的人。活著，能努力證明自己，這樣才是人吧。」
然而，目前的監獄，可以讓受刑人成為有用的人，並且復歸社會嗎？
有位死刑犯說，「這個制度不會有機會讓我證明自己的價值」。另兩位則說：「如果這十幾年，能讓我受教育的話，我現在是不是已經變博士了？」「在裡面關了二十多年，如果這段時間我有機會接受訓練或者學習，可能已經是某個方面專精的人，有機會回饋社會，不會浪費生命？」
他們的提問反應出目前監所的問題：多讓受刑人做無意義的重複工作（如折紙袋），而非有意義的訓練，或讓他們變成有專業的職人、工匠或繼續受教育，這也呼應了監所關注小組理事長陳惠敏在〈「壞人」的一百張臉〉（人本教育札記406期）提到的故事。我們是否應該想想，如何讓監獄成為具人權的生活環境，並落實監獄積極的教化功能，讓這些受刑人有機會回到社會，貢獻專長呢？
死刑犯的家人們
前幾年熱播的《我們與惡的距離》，刻畫了死刑犯家屬的心情。一般我們在新聞媒體中看到的是受害者的家屬，很少想到死刑犯家屬在監獄外，過的是什麼樣的人生。
林欣怡提到，有死刑犯的小孩去看《我的兒子是死刑犯》首映時一直哭，因為第一次有人願意理解「壞人」。另外一個死刑犯的小孩，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是阿公阿嬤照顧的，但她有固定跟爸爸見面，甚至在跟阿嬤有衝突時，阿嬤會說：「妳去跟爸爸講。」由於阿公阿嬤的努力，讓爸爸在她成長過程沒有缺席。她說，國中老師曾帶他們討論死刑存廢，同學對於支持廢死的她說：「妳不是被害者家屬，妳不能支持廢死！還是因為妳是加害者家屬，所以妳支持廢死？」當時的她無法回應──她的確是加害者家屬，這是她從小到大一直隱藏的事。
雖然她笑笑地講這些，但林欣怡覺得很心酸，也想到：把小孩的爸媽殺掉，真的是最適當的嗎？
另一次，林欣怡收到一封信，信中說他爸爸是死刑犯，由於生活困難，他國中就畢業就去工作。林欣怡說：「由於我們痛恨罪犯，連帶也無法正常看待加害者的家屬」。如同我們不曾想要理解「壞人」，我們也不想知道壞人的家人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重思死刑
性別所的學生常關心各種社會議題，但唯獨「廢死」，讓我踢到鐵板。在我安排張娟芬來演講時，有學生憤憤地說：「這些人就是罪大惡極！如果他是姦殺女性的連續殺人犯，不是死有餘辜嗎？」這正是張娟芬在《殺戮的艱難》開頭，以女性主義者的身份，去看對女性施加暴力的「人渣」時，所討論的內容。
台灣在2000年法務部長曾勇夫重啟死刑執行前，曾有幾年暫時停止死刑。〈死刑犯的人權：他們為何被冤枉？〉提到，如果司法系統會犯錯，在這「暫停」的時間裡，可以讓我們好好反省、減少系統出錯的可能。而這裡我們想進一步思考：一個壞人被抓、罪證確鑿被審判、被關在監獄裡；當他開始變好時，我們反而把他抓到刑場殺了，這不是很諷刺嗎？我們如何一邊相信身而為人，具有改變與教化的可能性，卻又跟死刑犯說：「就算你變好了，也是死路一條」？
最後，我們可以想想「生命權」的意義。有些死刑犯做了令人髮指的罪行，但如同某位無期徒刑受刑人所說：「誰有資格要人命？」「好，殺人償命、以命抵命。但國家哪來的權力？死刑執行槍手也太可憐了！」
面對所謂「人神共憤」的罪行，個人可以很有情緒；而廢死聯盟也從未要求受害者家屬「原諒」；反而更進一步質疑，難道國家給受害者家屬的「照顧」只是一紙死刑？
曾有台灣留學生在英國留學時遭竊，當時政府提供給她心理諮商服務，因為遭竊後，她在家都無法覺得安心，時時覺得有人會闖入。如果「遭竊」就需要有這樣細緻的照顧，遑論重大案件的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屬！我們不能讓政府只是跟一般鄉民一樣「喊殺」，而沒有承擔更多在國家層級應付的責任。
國家要做的事很難、很多，包括如何讓所有人生活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平等，以減少犯罪；如何抓對人並且即時審訊，依證據定罪與量刑；如何讓少輔院、少觀所與監獄更具教化的積極意義，這是國家的功課。而我們的功課，是打破對於「壞人」既定的想像，當我們與「惡」的距離更近一些，我們也許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歧視，更往「善」的共好社會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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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本文死刑犯或無期徒刑受刑人的訪談引文，由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