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佳羚（高師大性別所副教授）
死刑犯不就是罪大惡極的人，為什麼要談死刑犯的人權？
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先把死刑犯分為兩種：一種是被冤枉的，另一種是罪證確鑿的。本文呈現幾個已被平反的冤案，一起來想想：這些冤案有什麼共通點？案中死刑犯的哪些人權被侵害了？
冤案的共通點之一：刑求
1.蘇建和三人案
1991年，汐止夫婦身中79刀慘死家中，警方依現場血指紋逮捕王文孝。因警方不相信是一人所為，王文孝供稱弟弟與弟弟友人蘇建和、劉秉朗、莊林勳涉案並性侵女被害人。王文孝案發前就在軍中服役，送軍事法庭審判且迅速被執行死刑，其他三人遭刑求後自白涉案，雖無直接證據，但三人仍在鐵窗下度過4170天的日子。歷時21年的案件，三人終於在2012年獲判無罪。
2.徐自強案
1995年，黃姓被害人慘遭撕票。黃春祺在取贖款時被補，之後供稱陳憶隆及徐自強均有涉案。徐自強躲藏一年後出面自首，雖有不在場證明卻未遭採信，而黃春祺與陳憶隆兩人遭刑求後供出的說詞，彼此矛盾且前後反覆，卻獲得信賴。監察院於2001年提出調查報告，指出疑點。徐自強案訴訟長達21年，徐自強在獄中5624日。歷經八次更審、五次非常上訴，終於在2016年無罪定讞。
3.謝志宏案
2000年，台南發生一女一男之雙屍命案，法院認定謝志宏與郭姓被告持刀殺害兩名被害人。謝志宏被捕後，自白供稱殺害二人並性侵該女，但於偵察庭、法院聲押庭均表示未涉案。一週後在警局筆錄，再次自白殺人，律師趕到現場陪同筆錄時，又改口表示未涉案。監察院於2018年提出調查意見，指出本案五大疑點，由台南高分檢林檢察重啟調查。2019年重啟審判，釋放謝志宏，2020年獲判無罪確定。
4.鄭性澤案
2002年，台中KTV包廂內發生槍戰，蘇姓警員及歹徒羅武雄死亡。檢警認定身在包廂內持有槍枝的鄭性澤亦是共犯。鄭性澤遭刑求後自白涉案，但在法院翻供，其遭刑求之說不被採信，雖鄭性澤所持之槍枝無擊火反應，仍被關4322天。2016年，台中高分檢陳檢察官為他聲請再審，釋放鄭性澤。2017年，本案在歷經十一次開庭後，鄭性澤終於獲判無罪。
在這四個真實故事中，你看出什麼共同點嗎？首先，除了躲藏一年後出來自首的徐自強外，無論是做案嫌犯或被供為共犯的人，幾乎都被刑求。由於警方不相信只有一人犯案，在灌水、電擊、用打火機燒下巴、長時間問訊等刑求逼供下，嫌犯都會供出共犯、增加情節、有時還因編得「不對」而必須一再改口，造成前後不一致，或不同共犯之間口供不一致的狀況。
每年6月26日是「酷刑受難者日」，這個日子是在提醒我們酷刑如何違反人權；長期致力冤案救援的團體，如廢死聯盟、司改會也會趁此時進行酷刑申訴，看國際專家對這些申訴案有何看法。
刑求這樣的辦案手法，不只存在於白色恐怖時期，也使不少死刑犯被冤枉判死，這個問題至今還未得到相關單位的正視。例如，蘇建和等人表示遭刑求，檢察官竟說：「你被刑求跟我有什麼關係？」（註一）。在鄭性澤案中，雖然法官確定鄭性澤的傷，是在警察把他借提出去再帶回來後才有的，但「刑求」二字未出現在法庭中，是在庭後記者追問「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刑求）」，法官才說，「是啊是啊」。（註二）
在當今討論「轉型正義」之際，我們應更澈底檢討刑求這類辦案手法是否依然存在？必須透過哪些教育與矯正手段來遏止刑求？整個社會是如何「歪樓」，讓「包青天」劇情中常見的「毒打成招」，成為人們接受的潛規則？
蘇建和為實踐父親之遺願，出獄後到人權團體工作，也成為人本「反體罰」的義工。他說：「你打小孩是為什麼？因為小孩不按照你說的，你就打他、讓他害怕恐懼、他就配合你說的──之前那些警察不就這樣對我的嗎？他就刑求你、逼你說是你做的，這樣的教育導致我們整個社會歪樓」（同註一）。
冤案的共通點之二：未被公平審判
《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然而，上述案件的共通點，是沒有直接證據，只依「自白」或共犯陳述就被定罪。徐自強有不在場證明，鄭性澤的槍沒有擊火反應；現場或物證上沒有這些被告的指紋，自白與證據不符……這些顯示嫌疑人沒有犯案的證據，卻不被採信。
2001年，徐自強案的義務律師團提出釋憲，《釋字582號》要求：共同被告的陳述必須經過交叉詰問程序，且不能被當成有罪認定的唯一依據。然而，像蘇建和案、鄭性澤案的主嫌都已死亡，死無對證；徐自強案兩名被告都向徐自強家屬表示，徐自強並未參與本案，但這些翻供亦未獲法官採信。
我國在2009年簽訂聯合國《兩公約》，其中第六條為「生命權」，第十四條為「公平審判」，要求被判死的樣態應越來越少並力求嚴謹。在此原則下，沒有公平審判就不能判死，而公平審判包括了即時審判、辯護與證據，這些都是在死刑冤案中缺乏的。
有人會問：這些案件不都是歷時十、二十幾年，又有多次更審（高等法院做出判決後，上訴到最高法院，如果最高法院認為有問題，就會回到高等法院「更一審」，如此反覆到「更xx審」），在這麼多次來來回回的審判之下，難道還會出錯？
但是，仔細檢視，就會發現在更審時，法官重複比例很高（圖一 ），且沒有再做更多調查。
以邱和順案為例：1988年，台北市警局刑警大隊依秘密證人指述，逮捕邱和順等12名被告，指控他們犯下1987年女子分屍案及1988年之學童綁架案。兩案無任何直接證據，只有這12名被告288份筆錄。
女子分屍案中，被告自白兇器為繩索與尖刀，與屍體旁的殺豬刀、針筒等證物不符；邱和順供稱曾與該女投宿旅店，卻無任何住宿記錄。但證物因警方保存不利遺失，無法進一步鑑定。
學童綁架案中，取贖字條與信封上的指紋與所有被告、家屬及承辦人員均不符；而學童被綁當天，邱和順有不在場證明；被告自白看到學童搭高級私家車上學，但當天學童搭公車上學；被告等人提供的八個棄屍地點均無該學童遺體。
王清峰擔任監察口委員時，聆聽本案留存之一百多份筆錄警訊錄音，於1994年以「強暴脅迫」及「草率結案」為由，提案糾正當年負責承辦之十名警員及兩名檢察官。1998年，法院判決其中四名員警有罪。然而，法院在審理兩案時，只排除錄音帶有明顯刑求的筆錄，仍將其它被告筆錄當作證據（註三）。
與前述四案相較，你是否覺得十分熟悉──又是刑求自白、無直接證據，甚至與證據不符；不在場證明不被採信、檢方不需擔負「沒有刑求」的舉證，甚至有警員願意作證邱和順被刑求，法院仍無意傳喚警員作證。也就是說，當民情激憤，人曰可殺之際，法官沒有保持冷靜、遵守「無罪推定」原則，反而判邱和順死刑。
邱和順於2011更11審時已被羈押23年。如同前面的案子一樣，更審時多位法官重複，亦未重啟調查。2011年，因邱和順案上訴遭駁回，國際特赦組織針對此案發動全球緊急救援；前聯合國反酷刑調查官員指出：邱和順案判決違反國際人權公約。2019年，模擬亞洲人權法院做出判決，宣告我國政府違反《公民與政權權利國際公約》關於國家應保障人民免於酷刑及受到公平審判之義務，要求台灣最高法院重新審查對邱和順的定罰與處刑，並彌補邱和順所受基本人權之侵害。然而，即便邱和順案受到國際關注，邱和順仍在獄中，至今已關押35年！
冤案之後
冤案獲平反後，國家必須針對這些人的基本人權受侵害進行賠償。蘇案三人各獲賠五百多萬，遭關押一天只被賠1200～1300元；鄭性澤獲賠1728萬，一天4000元；徐自強案獲賠2812萬，一天5000元。之所以有如此差距，是因為蘇案三人被捕時才19歲，學歷較低且無工作，比較「不值錢」。然而，國家是否想過，這三人當時還年輕，有無限可能，卻被國家迫害而幻滅，這樣的計價方式是否合理？
對這些人來說，他們更想要的是「還我自由、還我那些原本應該屬於我的日子與生活」，這些錢，與他們在審訊及獄中遭受的身體與精神傷害，以及獲釋後回歸社會的困難相比，簡直微不足道！
至於江國慶案，當初早因軍法審判而迅速執行死刑，被平反後，家屬獲賠一億又318萬元。但求償時，因涉及對江國慶刑求的人究責，並沒有全數追回求償。但對家屬而言，他們怎願意用兒子的命，去換得那些賠償？
在冤案賠償的相關新聞中，很常看到「全民買單」四個字。也許有人認為：「憑什麼要花我納稅人的錢去賠這些人？」這樣的反應，顯示怒火指向錯誤的方向──我們要究責的，是警政與司法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竟要我們「全民買單」這些錯誤？
依據國際經驗，當一個國家陸續有死刑冤案被平反時，通常就是檢討死刑與廢死的時機。然而，林欣怡指出：在台灣，目前的走向似乎並非如此。在晚近的冤案中，可以看到檢察官常成為重啟調查者，因為與其由民間團體糾錯，檢察官重啟調查似乎對法界而言，是「較能接受」的方式。但民間團體要說服檢察官並不容易，例如邱和順案歷時三十多年，卷宗繁多，審過此案的法官也多，此時，要費的心力及可能「得罪」的人，都會成為行動的「高成本」。
也些工程背景的朋友提到，當誤判率高時，代表每一案背後有更多未被發現的黑數，這樣情形若發生在業界，他們一定會停止生產，檢查生產線有沒有問題。然而，我們社會一方面覺得「法院就是有錢有勢的人開的啦」，一方面又十分相信死刑是為社會執行「正義」。無怪乎當廢死聯盟訪談死刑犯時，有的死刑犯會說：「執行我，我不會有怨言，但十年多來，死刑犯就是被政府當成籌碼。」
正如最近熱播的電視劇《人選之人》提到，面對「廢死」議題，可能需要社會討論的過程，但在政策改變之前，我們是否可以先暫時停止執行死刑，以免像江國慶案一樣，發生「生命不可回復」的重大錯誤？並且好好檢視審訊過程是否仍有刑求的情形，法庭能否落實「無罪推定」原則，依據證據定罪論刑。
林欣怡也說，冤案救援常在與死神賽跑，而且不見得跑得過。目前急待救援的還有身體健康狀況漸差的邱和順，以及年紀最大的王信福。希望透過社會對於死刑冤案的關注，讓兩人有機會獲得總統特赦，在有生之年能獲得平反。
-
註一：謝孟穎（2020），〈台灣最曲折冤案死囚〉，風傳媒。
註二：王立柔（2017），〈【鄭性澤案宣判】一封遲到15年的信，與沒有期限的祝福〉，報導者。
註三：《邱和順案》，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