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佳羚
路比在瑞典開始上小學三年級後，曾跟我說：「我們班男生們比小傑還過動！」
過動小孩，不同遭遇
小傑是路比在台灣小學二年級班上的轉學生。在我入班念繪本給孩子聽、在班上擔任志工之際，路比的導師跟我說，小傑因為過動，在前一所學校被老師同學當成「空氣」，於是，他轉到鄰近這所小學。導師把小傑位子安排在離導師桌子最近的地方，不時跟小傑聊天，有時我還會聽到老師對小傑說：「你如果再這樣，我就不跟你好了喲！」相較於先前被當成空氣的負面經驗，小傑在這個班變得快樂些，但老師也跟我說道：「如果小傑沒吃藥，那天狀況就會比較多」。
如果路比瑞典班上的男生比小傑還「過動」，瑞典老師是如何處理的呢？在此要澄清的是，這些孩子並沒有被立刻標誌為「過動」，因此，老師也就沒有所謂的「處理」。不過，路比的幼兒園同學中，倒是有對雙胞胎兄弟真的被診斷為過動。而我之所以會知道，竟是在多年後帶彭婉如基金會成員參訪瑞典時，路比的幼兒園老師被問到瑞典幼兒園師生比才談起的。
路比在小班時（小孩為一到三歲），13個小孩有2.5個老師；在大班時（小孩為三到五歲）則有17個小孩。所謂2.5個老師是指一位老師全職、兩位老師工作75%，學校會依老師的工作時數來安排，早到的老師就提早回家，因此早上與傍晚學生人數較少時，就有可能只有兩位老師在班上；再更晚時所有小孩則會集中在一個班，也就是只有幾位當天較晚上班的老師才需要留那麼晚。
當班上有過動小孩時，市政府會多配置一名老師給班上。路比的幼兒園老師認為，不應讓該名老師只帶這兩個過動小孩，因為這會對小孩產生標籤化的負面效果。因此，她們視這位老師是班上增加的一名人力，讓每位老師都因此可以帶較少的小孩。且瑞典幼兒園常讓小孩在外面活動，所有小孩的「電力」都在這些動態活動中消耗殆盡，小孩狀況自然減少。當路比三年級再遇到這對雙胞胎時，他們已跟一般小孩無異，市府也無須再為他們兩人多配置教師人力。
過動兒的父母，兩樣處境
在台灣，小孩只要稍微有點狀況，父母（而且往往是媽媽）就常被老師要求要帶孩子去看醫生。我的性別所學生劉憓潔曾研究過動兒的母職，研究中的母親提到，不少醫生的診斷方式是看學校老師或家長填的表單，而非仔細觀察在他面前的孩子。有些媽媽如果不想讓孩子服藥，就得花心力一早就帶孩子游泳、放學與週末也要費心安排各式體能活動，並且要承擔「為什麼不直接讓孩子吃藥就好」的各種責難。
而路比幼兒園班上那對兄弟的媽媽，由於必須很早到外地上班，她是少數必須在六點半就把小孩放在幼兒園的家長，但她下午三點左右來接小孩時，總是開心地說：「我的王子們！」然後把孩子接回家。我猜想，她應該沒有承受來自老師的壓力，因為瑞典並不會把「解決孩子的問題」視為個別家庭或家長的事，而會提供協助。
以我在瑞典的朋友為例，她發現自己的小孩在妹妹出生後，就常有各種狀況。原本以為是「老大情結」，但當她尋求兒童心理門診的協助後，透過觀察小孩、家庭會談等漫長的診斷，最後醫生的建議是：爸爸應減少工作，多陪小孩！也就是說，當小孩有狀況時，不見得是小孩本身的問題，而需要調整家庭分工或學校教育方式。當這位爸爸也參與育兒，並且讓爸媽分別跟兩個小孩有各自個別相處的親子時光，原本老大出現的問題就消失了。
此外，當我們參訪瑞典的開放育兒園時（類似台灣的托育資源中心，提供日間親子活動與空間），工作人員也提到，如果她們觀察到有些小孩特別有狀況時，就會建議家長到家庭中心找「家庭教育學」。我們看到的家庭教育學工作人員工作方式是提供小孩某個活動，觀察父母與小孩互動，再給予家長建議；或透過工作人員與小孩的互動，向家長示範如何改進自身與小孩互動的方式。這些都是整個社會提供給父母小孩的協助，而非用最快速但不見得真的對小孩有益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現今台灣社會少子化，但我們給小孩的教育還是如吳媛媛在《幸福是我們的義務》裡所言，是「便宜」的教育。有時，小孩並非過動，而是睡眠太少、學校活動太靜態。就算是過動，也有許多「不需吃藥」的各種改善方式。重點是我們是否願意改變學校的教學方式、是否願意投注更多教育與醫療社會資源，好好「診斷問題」並協助小孩與大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