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人本教育札記》胡淑雯的專文〈大便寫的詩〉裡，有一個聲淚俱下的場景。沒睡飽的孩子，硬是被母親拉到了大街上，不但要跪，還要哭。沒事哭什麼呢？孩子哭不出來，眼看一定得要大聲哭出來的時刻迫近，母親使大力下重手，狠狠搧了孩子兩耳刮子。這下見效了，孩子哭得呼天搶地。
很多年以後，當年的孩子酒醉後說出了這個故事。那是1975年，蔣介石的靈柩開往孩子和母親跪著的街邊，孩子的母親是一位老師，他自己、他的孩子，有為蔣介石的死哭得捶胸頓足的「業績壓力」。孩子哪裡懂？但孩子反正不需要懂，賞一個耳光能夠達成的「業績」，不必多費唇舌地解釋；一個耳光不夠，那就兩個。
胡淑雯文中這個故事，意外地（或其實不意外）點出了體罰孩子這件事的「表演」性質。打小孩本身是表演。那個當老師的母親，狠心搧孩子巴掌，是一個表演：我有盡（老師/公務人員）本分，完成蔣介石死掉有人哭，所有人哭；這個表演如果劇力萬鈞，那裡面加進去的「洋蔥」就是一個老師表演出蔣介石的死的確讓所有人哭得整齊劃一，一個母親不惜虎毒食子拿自己骨肉獻祭的決心。孩子（被打而）哭，當然也是表演：哭給人看的表演。該名教師的孩子有哭，威權的警察國家有看到，業績/表演完成的框框裡打勾勾。事實上，母親失格了，但老師逃過了怠忽職守的危機。
時光倏忽過了三十七年，2022年的台灣人還在打小孩，也還在拿打小孩來表演。打小孩的酪梨壽司還是「親職網紅」，學校老師發現酪梨壽司的孩子身上有體罰傷痕，基於職責通報社會局。酪梨壽司發文坦承體罰，體罰的「原因」看似該被理解與體諒，當代社會各種壓力下的親職實在不容易，誰都有可能一時失去控制。其實「不打小孩」不是一種必須「忍住」的事。本來就會打、覺得可以打的人才需要「忍住不打」；本來就覺得不能打、不會出手的人，怎樣都不會打。跟控制無關。
如果「當代社會的高壓」可以是體諒酪梨壽司一時失控打小孩的因素，這個當代社會中網紅、流量的結構也讓酪梨壽司把他的打小孩拿來表演了。被社會局關切，拿來表演「變成列管個案」，表演「道歉給你看」。
間隔三十七年的兩位母親。當老師的那一個，要是不打他的孩子，恐怕會被追究未達成業績、不效忠領袖；酪梨壽司則是在當代社會的壓力之下一時無法控制自己，之後畢竟得發文道歉。怎麼看，都會覺得前者的處境比較艱難，比較身不由己，比較情有可原吧？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是因為我們都沒有想到孩子。三十七年來，小孩都是可以打的，都要哭給別人看。甚至，到了我們這個當代的台灣社會，網紅打了小孩，小孩瘀青的大腿都還能夠再拿來表演一次，再拿來衝流量一次，再拿來業配一次⋯。威權時代的孩子，叫你表演哭你就給我表演哭，像馬戲團的大象；民主化之後的孩子，打了你可以拿來表演道歉，像是舞台上的道具。
無論是威權是民主，苦的都是從來沒被尊重的小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