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歧視的生活」是人本札記的新專欄。在第一篇引言後，我想透過不同的故事，邀請大家思考我們生活中有哪些時刻歧視別人而不自知；社會中還有哪些制度與設十，仍以體制排除某些人享有基本權利。 (楊佳羚/「沒有歧視的生活」主編)
◎楊佳羚(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副教授)
高師大因為「機構必須聘任一定比例的身心障礙者」之規定，要求所有招聘新人的單位都必須雇用身心障礙者，以避免學校因未達規定而受罰。
安心就業不安心？保障名額不保障？
我們性別所行政助理離職，在漫長的三次招聘過程中，訪談了幾位具有身心障礙手冊的應徵者。有許多人上一份工作經歷都是三個月的「安心就業」，然而，這樣的「安心就業」一點都不讓障礙者安心，反而是每三個月就要開始下一次求職的動盪過程。而且這類「安心就業工作」往往是加油站或公部門工讀生，障礙者通常做些被指派的雜事，難以累積對下一次求職有利的工作資歷。
而職場所謂的身心障礙保障名額，也因沒有配套的支持措施，而讓這些工作難以真正持續。例如，我們所的行政助理其實必須兼辦教育學院底下「性別博士學位學程」的行政工作，是高等教育產業化與高教經費緊縮，必須「便宜辦學」的「一人當兩人用」之安排。再加上這樣的行政助理是校務基金聘用，只能領取最低薪（含勞健保）且幾乎從不調薪，障礙者雖然比最低薪高一些，但扣除勞健保後，每月實際所得亦難以達到最低薪的金額。在這樣的狀況下，很難找到可以快速處理兩個學術單位的繁雜事務、要面對學校不同單位、老師、學生，必須「獨立作業」（亦即：沒有任何其它支援），又能接受如此低薪的工作者。
即便一個單位有較多工作人員，主管也沒有做相應的支持。例如：有位身障者先前在總務處，被安排處理停車證與停車費的工作。他只有一手能用、走路也不方便，但他必須製作、列印停車證與停車費收據，還得跟會計每日對帳。他說：「因為我動作比較慢，只能每天最早來、最後一個走，才能完成所有工作。」因此他工作沒多久就無法負荷而辭職。相較之下，我看到與他障礙程度相當的人，在高雄市立中醫院被安排在收銀工作，櫃台需移動的範圍不大，且有兩人互相支援，這就是較好的安排。
此外，檢視無障礙空間，高師大建築老舊，無障礙廁所極少，許多廁所甚至設在樓層的半層樓之間──如四樓半是女廁、五樓半是男廁。之前我們曾邀請加拿大著名學者Dorothy Smith來台，由於年邁及外國人的習慣，讓她無法上蹲式廁所。對國際學者來說只是一天的不便，但對於每日在此工作的身障者而言，則是每日的不便。而性別所與教育學院院辦雖在樓上樓下，身障者必須先到長廊的另一端搭電梯，再移動到長廊的一端才能連繫兩個單位，且必須避開學生下課時間，以免完全搭不到電梯！
來應徵的重障者，有位坐在我們的面試座位椅子上顯得太矮，但她的身體重量無法調整椅子高度；有些使用輪椅者則必須在所辦外等候，因為所辦內沒有足夠空間讓他旋轉輪椅。光是想到這些身障者必須在如此不友善的環境中工作，而被要求聘雇障礙者的單位卻沒有經費改善硬體設施，就覺得十分對不起這些障礙者！
職場的配套措施與積極支持
從上述經驗中，我認為，光有身心障礙保障名額規定只是「表面」，機構只想「不被罰」，而沒有想把事情做好。在一篇比較瑞典與日本障礙政策的文章（註一）提到，瑞典雖然沒有職場保障名額制度，但他們更強調職場的支持。例如，機構中的人事單位與領導階層必須安排身心障礙者適合他們的工作，或儘量以團隊支持障礙者的工作，以便有人可以互相協助。像我們在面試時發現，有位自閉症者非常擅長修電腦，只要能讓他事先安排規劃，他都能把事情做好。雖然他不適合事務繁多的所辦行政助理，但我們認為，如果學校圖資處缺人，他會是十分適合的人選。
又例如，瑞典有職能治療師評估職場環境是否對員工健康友善──這不只對於身心障礙者如此，當我在瑞典隆德大學社會系工作時，所有員工都有權要求雇主配備給他升降桌，因為站著工作是對脊椎負荷最小的工作姿勢；職能治療師也會到職場為所有人評估職場環境。因此，前面提到辦公空間太小太擠、辦公座位是否能適合身障者的高度，都需要一併改善。而瑞典職場都有定期的主管與員工的「發展談話」，讓員工有機會表達職場環境要如何調整、工作內容是否符合其興趣或具挑戰性。再加上瑞典有強大的工會及反歧視法，因此即便沒有保障名額的規定，身心障礙者也能透過職場積極支持措施而順利工作。
非永久的社會住宅
台灣除了職場相關政策「做半套」外，我發現目前社會住宅的居住年限規定，也讓身心障礙者無法安心。例如，一位在社福民間社團工作的朋友提到，她工作地點樓上是社會住宅，有位精障者會到她們辦公室大聲說話，但因為是友善的環境，大家都對她相當包容。後來因為政府方案到期（其它的社會住宅也都有「居住不能超過六年」的規定），這位精障者必須搬家，但她無法接受「變動」。家人刻意安排她固定外出的時候搬家，但家人打包她的東西時延誤（她先前不准家人動），讓她返家時發現要搬家，而躺在地上哭天搶地，最後必須請警察及救護車強制將她帶離。這樣的場面令人鼻酸，而這位精障者的兒子也擔心，即便媽媽未來順利住進新的租處，鄰居是否能像社團工作人員如此友善、能否讓他們住在那裡，都是未知數。
相較之下，瑞典身心障礙者每個月有一定的生活津貼，可以住特殊住宅，可以申請個別助理，也有一些日照中心或庇護工場，讓身心障礙者可以在那裡交朋友、活動或手作，這些福利配套都讓身心障礙者不用擔心自己的生活。
台灣現在有些民間社團承辦的身障就業服務做得不錯，除了讓身障者就業外，亦重視身障者的工作適應；但這又突顯另一個問題：亦即，政府將社福工作「外包」，會因承辦單位或前述所謂公私聘雇單位的用心程度不同，而讓障礙者變成只能「碰運氣」。
而社會住宅政策更顯示「殘補式」的社會福利思維：由於不將每個人的基本需求視為政府應保障的基本人權，我們常要求個人要「努力」、家庭要「承擔」。在耗費大量行政人力檢視這個人是否夠窮、值得被幫助後，給的幫助又常不符需求。例如，上述這類有年限設定的社會住宅，美其名是讓弱勢者暫時可以用較低租金住在其中，但這些人其實持續在職場的最低階或被排拒在外，並無法透過短暫政府方案或短短六年存得買房的頭期款，而得繼續居無定所。
透過檢視台灣對障礙者的職場保障名額及住宅政策，可以讓我們反思：我們相關政策及公私機構，要如何以障礙者為中心，才能讓政策落實，讓身心障礙者可以安心就業與生活？
註一： Lindqvist, R. & Lamichhane, K.(2018). Disability policies in Japan and Swede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LTER, European Jouranl of Disability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