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蔚昀，圖／YoYo cat
搬回台灣已經一年了。這一年，在台灣當媽媽最深的感觸就是：當媽媽好疲倦、好寂寞。
並不是說，在波蘭當媽媽就很輕鬆，但那裡的辛苦是不同的辛苦。在波蘭，我主要的壓力來源是：丈夫忙著照顧生病的老母親，必須與其他家人溝通長照事宜（這些溝通都很困難、火藥味很重），很多時候帶著大量情緒和雜事回家，無法在育兒和教養上給我支持。而我要獨自面對小孩和工作，還要做丈夫的後盾，常常焦躁易怒，也常和他吵架。
搬回台灣後，以上提到的問題不見了，我們過了好幾個月相對來說和諧正常的家庭生活，自己都覺得很不可思議。不過，根據媽媽定律，舊的問題走了，新的問題順理成章遞補進來。雖然家庭內部的氣氛變得比較柔軟了，但外面世界的線條卻較為嚴厲死板，而且很難改變鬆動。
帶小孩出門，要變身金剛
住在克拉科夫時，我最享受的是城市裡友善親子的育兒環境。公車內有停放娃娃車和輪椅的寬敞空間（我算過，擠一下的話，最多可停三輛娃娃車），藥局、診所、公家機關和咖啡廳有給兒童遊戲的小角落（一桌二椅，有一些繪畫用品和積木），圖書館和書店也有許多童書和玩具可以讓孩子度過一段美好時光，而我可以在旁邊放空。
回到台北，這樣的空間不是沒有，只是變少、變小、變遠了。在克拉科夫，圖書館裡的兒童閱覽室很大，有很多玩具，還可以騎小車，而另一家英文二手書店裡的童書區也有一個自己的隔間。在台北，有兩家書店在我們家附近，也是我和大兒子喜歡去的，只是它們的童書區都不大，選書也沒有像波蘭那麼豐富。有一次兒子在書店裡看書，突然抬起頭，問：「媽媽，台灣人是不是以為外面都沒有小孩啊，所以給小孩看的書才那麼少？」
如果說逛書店是可有可無的文化活動，那買菜算得上是民生必需吧。在台北，帶個嬰兒去買菜也不容易。我有一天腰痠背痛，不想用揹巾，所以用娃娃車推小兒子去超市。然而一走出門就發現失算，巷子太窄車太多推得我心慌慌，好不容易到了超市前又得扛著娃娃車上階梯。雖然那階梯只有兩三級，但對我和嬰兒來說有如埃及金字塔。我只好使出全身的力氣變身金剛，這時好心的店員對我說：「要不要用我們的斜坡？這邊可以推啊。」但是那斜坡實在太陡了，所以我只回了一句「推不上去。」還是繼續當我的金剛，幸好她這時也來幫我了，終於讓我們順利進入了超市......
也許有人會說：「那妳就用揹巾或揹帶嘛，大家都用得好好的，為什麼妳就那麼固執，一定要推娃娃車然後又來抱怨環境？」可是，如果一個社會的環境無法讓媽媽有選擇，而是讓媽媽不得不使用揹巾或揹帶才能出門（因為娃娃車實在太難推），那這個社會好像也無法要求年輕女性生小孩、下海解決少子化問題，畢竟，沒有人有義務犧牲自由和健康無痛的脊椎肩膀（不過，搬娃娃車也會痛就是了......）。
不適合推娃娃車的地方（不管是騎樓馬路還是人行道），也不適合推輪椅。台灣已是高齡社會，有可能在二○二五年成為超高齡社會。光看台灣的路面，我完全不覺得台灣準備好了。一個讓所有人都能好好走路的環境，不只可以造福帶小孩的父母，也可以造福老人和身障人士，還有所有的社會大眾。相反地，一個讓老弱婦孺不能出門或只有依賴他人的善心或肌肉（還可遇不可求）才能出門的環境，會在一瞬間把許多人變成無行為能力之人，需要更多人力成本來照顧。
愛自己，就是不要成為公害？
如果在台灣育兒的壓力只來自於外在環境，那還比較容易忍受。真正讓我難以適應的是內心的壓力，這種東西看不到，很難衡量，也很難判斷來源，甚至很難說清楚。
有好幾個月，每次我帶小孩出門，總有一種莫名的緊張害怕。怕小孩被車或人撞到，怕小孩撞到人或東西，怕小孩講話太大聲引人側目，怕小孩在餐廳打翻東西被人認為我沒教好他。怕我這麼緊張也會讓小孩很緊張，怕我這樣不是一個好媽媽，因為我只顧著在意周遭的眼光，沒有關注我的小孩真正需要什麼，怕我一不小心對他大吼大叫上演「管教小孩」的戲碼給路人看，或像許多母親邊說：「你再吵我揍你喔！」然後就真的打了下去。怕小孩的失序或我的失控被路人拍下來放上網路公審，怕我身敗名裂，怕我變成一個不是自己的人（其實我已經不是自己了），怕我的孩子不快樂，怕他會害怕我。
我一直不太清楚自己到底在怕什麼，我以前在波蘭不會怕那麼多東西的，為何搬回台灣就變了？直到有一天我在陽台曬衣服，一個衣夾不小心被我折斷，碎片彈了出去，不知道飛到哪裡。那只是一個小小的碎片，但我幾乎陷入恐慌，拼命在陽台找碎片，擔心這一小片塑膠是否會掉到別人家，讓我影響到別人，或是釀成大災，成為整棟樓的公害。那一瞬間我突然明白了：對，我就是怕影響到別人，壓力才會這麼大。
以前我很相信「做自己」這件事，但現在如果有人跟我說：「你就不要在意別人啊，做自己就好。」我會覺得他在說：「何不食肉糜。」台灣社會的氛圍就是這麼重視規矩、重視群體，這麼不允許個人犯錯或有任何不合常規的舉止（連警察留長髮都會被免職），不改變社會的價值標準，只叫人「去嘗試、去犯錯」不是把人推入火坑？從小，我們就被教導要潔身自愛、管好自己、不影響別人，才算是一個好孩子、好學生、好國民。長大後，我們之中有些人發現這句話害人不淺，因為它只提義務，把人變成很好管理的工具，卻不提人的權利和尊嚴，也不提社會和國家應該給予個人的支援和資源。
我花了那麼多年逃離這一切，現在回到故鄉，不只發現我從來沒逃離，我的孩子也沒辦法逃。學校的教育環境還是和我當年離開時沒兩樣，依然把「愛自己」和「管好自己、不要影響別人」混為一談（難怪我們的情感教育如此荒蕪，因為「愛」的定義本身就有問題），我怎能不驚恐？
為什麼當母親這麼難？
不過話說回來，我這些年來也沒有積極嘗試改善台灣的教育環境，所以也沒什麼好抱怨的。或許是想要做出一些改變和貢獻吧，當我接到教育部的公函，邀請我擔任教育部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的委員，我想了想就答應了。
去教育部開會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特殊也很重要的經驗。雖然才去開了兩次會，但是坐在政府官員對面，聽他們報告、答辯，聽其他委員提出意見、建議和質疑，我真正覺得「我是這個社會、這個國家的一份子。」也更深刻體認到：「當媽媽真的不只是我一個人的事。」
然而，雖然父母的工作聽起來偉大艱鉅，家庭又背負著眾多期待和責任（在教育部提供的資料中有這樣的一句話：「有活力、具生產力的家庭是國家未來發展的基礎，是下一個世代的搖籃。」），但父母能從國家和社會所得到的支援卻相對不足，和這些期待及責任不成正比。雖然政府有提供育兒津貼、教育補助、各種家庭教育活動（研習課程、工作坊）、諮詢服務......這些協助似乎沒有多到讓大家能夠放心、無後顧之憂地生養小孩，是以少子化的問題一直沒有獲得改善。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說明：開會時大家談論的願景和議題，讓我覺得年輕世代的父母好像是公司的CEO，或政府高層，或跨部會小組，要提出Ｘ年計畫，負責養育出好國民，讓這些國民修身齊家平天下，對抗國家的少子化、高齡化、青少年犯罪、長照等問題。但是，年輕父母手上的經費短缺（因為低薪），人力不足（因為工時長、休假少），場地受限（要讓小孩融入、參與社會，社會卻沒有提供小孩足夠友善的空間），改革遇阻（因為學校、社會、政府的體系難以撼動）......資源不足，目標卻很遠大，壓力自然沉重。
在這壓力的風暴中心，媽媽無疑是站在風口浪尖的。在許多家庭中，媽媽都是小孩的主要照顧者，不管她們是家庭主婦、職業婦女或是像我一樣的自由接案工作者。這些媽媽們面臨的挑戰是巨大的，她們的困惑也很巨大。她們可能會上網搜尋育兒的知識，看到一派教養專家說男孩要嚴格管教女孩要呵護，另一派則說打罵會造成創傷，搞不好會讓現在看似乖巧的孩子長大變成殺人犯。她們可能會想要實現自己的夢想，但是她們總是在自我、家庭和孩子之間徘徊掙扎，不管是犧牲還是自我實現都要恰到好處、恰如其分。她犧牲太多，會有人叫她「不要把孩子當藉口」，甚至說她的犧牲「是最可怕的禮物」。她勇敢追夢，又有人說她自私、不愛孩子。無論她怎麼教育孩子，給孩子吃什麼、穿什麼，都會有人有意見。如果孩子出了問題，不管是不是她的錯，都會有人跳出來不假思索地怪罪她，彷彿膝反射。然而卻很少有人思索：爸爸呢？學校呢？社會呢？國家呢？他們又做了什麼或者沒做什麼？
不能說、以愛為名的寂寞
社會把「媽媽的愛」當成德國百靈油，彷彿一愛天下無難事，用「媽媽的愛」去解決社會問題，去評估家庭的齒輪是否正常運作。坊間有好多書教媽媽如何愛孩子，溫馨提醒媽媽如果好好愛孩子，這就會是孩子一生的資產；相對地也警告媽媽，如果沒有好好愛孩子，或是愛得太多太少、愛得不對，這就會是他一生的枷鎖。
作為潤滑油，媽媽的任務是消除齒輪之間的摩擦，卻不被允許有壓力，也不可以訴說她的壓力。我曾在公開或私人的場合，在講座、聚會和網路上說我的壓力。有時候我會遇到同理我的人（多半是像我一樣的年輕媽媽），有時候我會遇到疑惑的眼光或批評嘲諷：「真的有這麼糟嗎？」「已經很好了！想想情況比妳差的人......」「我當年還不是......」「大家都一樣累啊，又不是只有妳比較辛苦！」「妳有壓力是因為妳放不下別人的眼光，沒有解放自己的思想。」「加油好嗎？」「不想養不要生，沒有人逼妳。」「要愛自己啊。」「要懂得放手。」「買個洗碗機吧。」
這些建議讓我想起我看過的許多廣告，不管是賣尿布、吸塵器、奶粉、母乳宅送服務、鍋具、網路月租......都是把問題和問題的解決方式侷限在個人（千錯萬錯都是個人的錯，自己的錯自己補救），社會環境在裡面只是背景。就算它是問題的根源，但是廣告提出的解決方式不會和社會環境有關，而是和超人般的商品以及可以買得起超人商品的個人有關。這給了個人掌控權（買了商品，我的痛苦就結束了耶），大家都歡喜，但社會的問題又悄悄被掩蓋、搓掉了。
或許，現實就是那麼艱難，人只能靠自己。所以只能靠自己的台灣媽媽很寂寞。如果她愛孩子、愛老公，對壓迫逆來順受，她會更寂寞，因為她的寂寞是不能說，也沒有語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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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文章標題改自瑞士記者David Signer的文章標題〈台灣的愛與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