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家筠
兒童權利公約於一九八九年通過並於隔年生效，共有一九六個國家締約，承諾保障兒童基本人權；公約中第19條第1項（註）明確指出，各國應立法落實「兒童免於被暴力對待的權利」，禁止家庭體罰自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三十二年來，締約國立了什麼法？遇到什麼困難？
修改憲法，停止對兒童身心暴力
有些國家將「停止對兒童身心暴力」等相關指導原則放入憲法，透過修憲（或立憲）帶動修法及政策制定，各國修憲所採用的文字及其背後的邏輯並不完全相同，可分為三類如下。
（一） 忠實反映兒童權利公約（歐盟、東帝汶、土耳其、巴西、厄瓜多…等）
這些國家的憲法較為忠實呈現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第1項的內容，詳細羅列應禁止的各種暴力、傷害形式，以求對兒童的保護更加全面。舉例來說，巴西憲法明定兒童免於「任何形式的疏忽、歧視、剝削、暴力、虐待和壓迫」，暴力的形式涵蓋廣泛，也不因暴力程度與後果不同而給予通融空間，相當能反映兒童權利公約的原始立意。
（二）有條件禁止對兒童的暴力（葡萄牙、塞爾維亞、尼泊爾、馬爾地夫、南非、維德角、馬拉威、安哥拉、迦納…等）
這類國家的憲法對於不同暴力形式的表述較不完整，例如只提到「剝削或虐待」，缺乏關於身心暴力、性暴力等陳述，沒有完整反映兒童權利公約的本意。此外，有些國家的憲法雖有兒童基本權利的章節，內容卻暗示「只有達到一定程度嚴重性的暴力才不能接受，未達標準的暴力是可以通融的」。如「嚴重影響兒童身體或心理健全」（維德角）、「有害其健康或生理上、心理上、精神上或社會之發展」（馬拉威）、「非人道和有辱人格」（迦納）等等；不但定義模糊不清，也為某些暴力預留了「合格」的餘地。
（三）憲法授權司法或行政機制的設立（圭亞那、玻利維亞…等）
有些國家沒有在憲法直接提及禁止對兒童暴力，但有兒童運用司法體系自我保護機制的相關論述。玻利維亞的憲法指出，兒童和少年可以「獲得合法合理司法處遇的權利，並由專門人員提供司法保護」。圭亞那憲法則直接規範設立兒童權利委員會，並透過該委員會進行兒童保護相關政策推動。
從憲法著手改變的多是新興的民主國家，當然，修憲也只是這些年輕國家的第一步，他們還在持續衡量，如何依據憲法修訂其他法律或制定政策並貫徹執行。
「禁止家庭體罰」的修法歷程
有些國家或許因為改動憲法不容易，選擇在其他法律層級做出修訂。體罰是所有身心暴力形式中最具爭議性的，「禁止體罰」相關法規的修定過程尤其引人注目。
一個特別的現象是：多數國家都是在禁止校園體罰多年後，才逐漸開啟禁止家內體罰的討論。
瑞典早在一九五八年就禁止校園體罰，一九六六年才修訂禁止父母體罰的法規，把「不致重傷的體罰可視為管教」自《刑法》中移除，暗示父母對子女的所有暴力行為均歸為故意傷害罪。
此次修法使瑞典成為全球第一個禁止家庭體罰的國家，但當時沒有明確陳述「父母不可體罰子女」，家長普遍相信體罰是被默許的，後來發生一名三歲女童被繼父體罰致死的案件，經過多年研議，一九七九年瑞典終於在《親職監護法》中明定「兒童作為個人…不被體罰或遭受其他任何羞辱對待」。
德國修法禁止家內體罰的過程則是逐步擴大體罰成立的條件，如：一九九八年將身心不當對待納入「有辱人格」的定義。二○○○年德國在《民法》中明定「兒童擁有接受無暴力教育的權利；（家長）不允許使用體罰、精神傷害或其他有辱人格的措施」。
這兩個國家立法的進程顯示，禁止家庭體罰的修法有幾個可能遇到的階段或關卡：一、能否擴大體罰成立的條件，不再分辨體罰的程度；二、能否取消子女懲戒權；三、能否用正面表述、明確用語禁止體罰。
禁止家庭體罰，亞洲國家起步晚
亞洲國家禁止家庭體罰的修法晚於歐洲國家，但必需跨越的關卡卻大同小異。
以距離我們最近的韓、日二國為例。韓國在二○一四年修訂《兒童福利法》，將監護人對兒童之「身體、精神、性暴力或嚴厲行為」均納入「虐待兒童」的範疇，但須符合「可能損害兒童的健康或福祉或損害正常發育」的條件，《民法》中「懲戒權」也未刪除。修法後韓國民眾對體罰的認同度仍居高不下，因體罰而衍生的虐童也時有所聞。二○二○年又出現多起嚴重虐童案件，韓國國會才刪除了《民法》中關於懲戒權的條文，但還未加入明確禁止體罰的條文。
日本在二○一九年修正《兒童虐待防止法》及《兒童福祉法》，禁止對兒童有親權之人或監護機構實施體罰，並將在修法兩年後檢討影響及成效，考量是否進一步刪修《民法》子女懲戒權相關條文。
把兒童當成一個完整的個體，同意兒童享有基本人權，保障兒童不受暴力對待，從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全世界的成人都沒那麼願意。各國立法的進程告訴我們，禁止家庭體罰的修法有挑戰性，且需要長時間、多階段的推動。我們明白，也準備好了。
註：「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的立法、行政、社會與教育措施，保護兒童於受其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照顧兒童之人的照顧時，不受到任何形式之身心暴力、傷害或虐待、忽視或疏失、不當對待或剝削，包括性虐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