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撰稿／王士誠，資料提供／人本基金會秘書處
「你動作可以快一點嗎？你這個白痴，我叫你把窗簾拉開，遮陽，然後這個白痴給我把窗戶打開，難怪人家不客氣。窗簾我乾脆自己關，窗簾都要搞半天，窗簾再關三十秒我就過去踢你。幫我數一下，現在二十五秒，幫我倒數。有人先幫我踢他好嗎？他連窗簾怎麼扯開來都不知道。來你過來幫我踢他，踹他正面好嗎？」
如果你被人這麼罵，會怎麼反應？
不理他？罵回去？提告？這些都是一般人面對辱罵或說言語暴力的正常反應模式。然而，事情若發生在校園裡，施暴的是老師、受暴的是學生，所謂「正常模式」還能正常運作嗎？
上面這段辱罵就發生在學校──台北市仁愛國中的陳姓老師，曾在課堂上罵學生「白痴」、「智障」，甚至對具有日本國籍的學生罵「日本鬼子滾出台灣」，有時還附帶著要同學踢被罵的人。
過半國中生處在辱罵環境中，比例較過去提高
當然，若只是一兩位老師情緒失控，我們可以、也應該包容並協助──教學事務繁重、學生也未必都容易管教，偶有失控可以被理解，人們自應協助老師回到情緒常軌以利教學。
然而事情並非如此。請親耳聽聽人本接觸到的幾個言語暴力案件：情境小遊戲──《上學看運氣？你這學期抽中籤王了嗎？》
在這些案件中，當老師在課堂上對學生說出「是不是我問的人太笨了」、「你以為你是誰啊？死人骨頭」、「他現在是全班最爛的一個」…等等直接貶低人格的言語時，還能以「只是一時情緒失控」來為自己的行為開脫嗎？一個文明的社會裡，人們都會同意：無論情緒多麼激動，若言語傷了人，就是犯了錯，在道理上必須認錯、在法律上可能必須付出代價。
更何況，並非只有少數老師如此。
今年(2019)暑假期間，人本基金會以網路問卷，向中學生詢問他們校園裡的人權落實情形，「言語暴力」便是其中一項（註一）。本問卷參照《兒童權利公約》（註二），以及教育部所訂立的《學校訂立教師輔導與管教辦法注意事項》（註三），認為言語暴力包括侮辱性言語、貶低或剝奪人性尊嚴的言詞、以及意圖使對方放棄權利的嚇唬、威脅或恐嚇。
本次調查結果，有 54.8%國中生、35.9%高中生與 46%高職生，表示曾受過或聽過老師的言語暴力。二○一六年本會的問卷調查顯示，聽過老師言語暴力的國中生為 21.2%；兩相比較，今年比例明顯提高許多。
老師最常怎麼罵人？
為使學生在填答時有具體的參照，本次問卷在設計上條列了9種言語暴力類別，並各有示例。調查結果如下表所示：
可知最常見的言語暴力樣態依次為：
1. 貶低能力（國中33.3%，高中21%，高職24.3%）；
2. 侮辱與嘲笑的話（國中27.2%，高中15.3%，高職18.6%）；
3. 威脅（國中26.5%，高中12.2%，高職19.2%）
顯見老師常把學生「壓落底」，藉各種言語，攻擊學生個人的能力、人格；至於髒話、情緒用語等較偏「情緒失控」的言詞反而比例稍低。可知把老師罵學生看成「只是情緒失控」並不準確。
不理老師罵人就沒事了嗎？
但…會不會…不理老師罵人就好了？
答案是否定的。根據國外研究，兒童若受虐待，尤其是言語侮辱，可能導致「內化障礙」的風險。因為當受到言語辱罵時，兒童會有強烈的自我批判（註四）︱也就是，被罵後兒童很容易否定自己。該研究雖然主要是針對家內暴力，但學生在校時間比與父母相處的時間往往更久，在校受言語暴力的影響當然不可輕忽。
而國內的研究也有類似結果。台大社工系教授沈瓊桃曾表示，受到言語暴力對待的兒童，較容易產生外顯的偏差行為（如：攻擊他人），或是產生憂鬱、絕望、情緒低落、否定自己價值等狀況，甚至可能產生自殺行為。
再者，近期的科學研究告訴我們，言語暴力會影響大腦發展。美國精神科醫師 Bessel van der Kolk 就在《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The Body Keeps The Score）指出：「在負面環境中成長的孩童，身體與大腦為了適應這樣的高壓環境，必須做出一些調整與改變。許多有關腦神經科學和創傷的研究都指出，負面經驗會對大腦發展造成影響，並且會影響到這些孩子思考、理解事情、行為、以及情緒的控制。」
不理老師罵人，不會沒事。處在言語暴力環境中，對孩子沒有任何正面影響，甚至會造成永久性的傷害，影響其學習與成長。
學生很難反抗言語暴力，最終可能形成師對生霸凌
並且，在師生權力極度不對等的校園中，教師們對學生的言語暴力，學生只能接受，難以與教師討論事理（因為試圖討論，常常會被視為「爭辯」，甚至是「忤逆師長」、「不服管教」，而被校規處理）。長期如此，學生很可能會把老師的辱罵內化，導致自我評價低落。
老師們固然未必認知到自己是因身為教師本有的權力，才能對學生施以言語暴力，但無論如何，這已形成「仗著權力辱罵人」的負面示範。且許多教師辱罵的樣態涉及歧視言論，甚至伴隨著隔離、分化的行為及效果，引起其他同學對受辱罵者的排擠和欺負，形成由教師帶頭的校園霸凌──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後續文章中詳細說明。
現行教育法規無法有效扼止言語暴力
不理不會沒事、對抗沒有可能，那麼，誰能為學生討公道呢？法律可以嗎？
很遺憾地，現行法規的力道不足以扼止言語暴力。《教師法》有將「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列為不適任教師的樣態之一；對此，學校得經教評會決議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教師。然而，該款欠缺明確標準──比如，言語暴力是霸凌嗎？並沒有明文──導致難以解聘不適任教師。
實務上，言語暴力、辱罵常常被視為是「教學不力」，學校會先啟動「輔導期」，而依人本的經驗，進入輔導期的教師幾乎都會通過輔導期而不被進一步議處──前面提到的仁愛國中陳師言語侮辱案就是如此。人本詢問該校校長的看法，校長表示那只是陳師的「口頭禪」。我們不能明白，是怎樣的老師會把「白痴」、「智障」、「日本鬼子」、「幫我踢他」當口頭禪？我們也不能明白，當校長都如此看待教師言語暴力，該校究竟如何進行輔導？又如何認定輔導有效、不會再犯？
而這一切，卻符合現行教育法規。
言語暴力就是犯罪，進入校園卻成教育？道理在哪？
言語暴力是犯罪行為──如前所述，一般社會大眾面對辱罵，嚴重的會考慮提告，而我國法律也設有公然侮辱、妨礙名譽等罪。事實上，目前已有多件校園中老師辱罵學生的案子，被以公然侮辱罪起訴並判決成立；凡此種種，都足以證明我國司法制度不認可言語暴力，即使發生在校園中，也不是脫罪的理由。
制度雖如此，但實務上多數家長考量學生仍在校就讀，寧願容忍。也有檢察官或法官未予起訴或予以輕判，認為那是教師訓誡學生的權力，即所謂「管教」。明確的犯罪行為，卻能以教育的名義被輕放，這是什麼道理？
以教育為名的犯罪，說起來實在沉重。但追究其源頭，無非是「誰沒被罵過」、「吃苦當吃補」、「教不嚴師之惰」等心態作崇，也非不能理解。只是，把羞辱當管教，便是把不正常當正常，是言語暴力得以孳生的溫床、是學生自我價值低落的源頭，更是教育專業的墮落──如果用罵的就能教好學生，人人辦得到，教育專業又是什麼呢？
而學生面對言語暴力，不理沒有用、反抗不可能，又難以藉司法討公道，他們該逃到哪，才能有最起碼的、與一般人相同的、免於受暴的自由呢？
註一：本次問卷透過全國各縣市國高中職校之粉絲專頁、學生粉絲專頁（如：靠北X中、告白XX）、各校班聯會、學生自治會、學生議會傳佈，回收率極高，共收到1944份有效問卷。國中部分共回收694 份有效問卷，在95%信心水準下，誤差值為正負3.7%：高中部分總共回收739 份有效問卷，在95%信心水準下，誤差值為正負3.6%；高職總共回收511份有效問卷，在95%信心水準下，誤差值為正負4.3%。
我們認為，問卷對象是國中以上學生，其心智程度較成熟，對自身權益受到侵害更能察覺，也相對容易利用電腦或手機填答；且因網路的匿名性，使學生填答意願較高。是以，本次問卷調查雖受自願性樣本較高之影響，但因前兩項因素，其結果也很能做為評估校園現況之重要參考。
註二：該公約第8號一般性意見書第11段明示「殘忍和有辱人格的非對人體進行的懲罰」是違反公約正文的，且認為這些懲罰包括例如：貶低、侮辱、毀譽、替罪、威脅、恐嚇或者嘲諷兒童。
註三：該注意事項明列：「違法之處罰包括體罰、誹謗、公然侮辱、恐嚇及身心虐待等。」
註四：Parental verbal abuse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criticism in adult internalizing disorder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Volume 93, Issues 1–3, July 2006, Pages 7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