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奕靜
年初，網路上瘋傳一段影片，一位路人為阻止捷運上打孩子手心的媽媽，對素不相識的媽媽出拳。影片傳開後，引發大家開始討論管教孩子到底能不能體罰？目睹他人體罰，又可以採取哪些手段？等問題。在討論修改民法父母對子女「懲戒權」之際，台灣立法禁止校園內的體罰則是在20年前拍板定案。（註）
小孩做錯事確實應該要教，不過，有一定需要透過體罰嗎？詢問ChatGPT關於人類體罰的歷史，說明著在古希臘與羅馬時期的人，也曾因學習不力遭受體罰之苦，但隨體罰的時間與形式逐漸發展，人們漸漸意識到體罰的效果有限，且還可能帶來對兒童的身心傷害；也在羅馬時期，就已經有人提出體罰並非「越殘忍越有效」。那麼，人們是從何時開始認真思考體罰背後的思想？甚至到現在，我們會開始談不體罰是基於「兒童人權」。兒童人權並非單純只是「談」出來的，台灣在這段修法與思想的演進，我們可以從曾任教育部部長秘書、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現任人本教育基金會圖像與文字總監吳麗芬的分享中一窺究竟。
「小時候，體不體罰在我人生中並不是一個問題，很多人常說小孩很煩時想掐死他的心情我真的都可以理解。」麗芬身為長女，自己也被打過。長女總是要協助照顧弟弟妹妹，在管教過程中就有出手打過弟弟妹妹，當下沒思考過對或錯，只覺得這很正常。
「我兩個妹妹從小就常吵架，有一次行動自如的妹妹就罵我行動不自如的妹妹跛跤（pái-kha），我聽到就一巴掌打下去，覺得怎麼可以講這種話？多年後，我已經在基金會工作，有次帶一個小孩去玩我妹妹的梳妝台，結果他把梳妝台的東西都弄亂了，我妹回來後當著我面巴了一下那孩子的頭，這個妹妹就是當初被我打巴掌的妹妹。這事情很震撼我，我想那一下其實是間接打在我身上。以前打人家的時候我心裡沒有任何感覺，但我現在看到別人打另外一個人我會覺得心痛，會很難受。」麗芬說。
會有這樣的思考並非一觸可及，麗芬在妹妹身上看見體罰的副作用。倘若體罰有用，那照理說應該不會再出現類似的行為，但麗芬當下不僅沒有辦法實質溝通妹妹為何說出那句不恰當的話，後續更複製了「我比你大，我打你是應該的」、「如果你有錯，你被打、我打你也是應該的」這樣的價值觀，而如此潛在的思想也可能會複製到生活的其他領域，作為面對問題的應對方式。
麗芬開始進一步思考體罰的本質：「我們人的行為其實是大腦情緒跟理智鬥爭的結果，那你是情緒還是理性勝利呢？我們讀了很多研究才知道，人基本上是情緒的而非理性的動物。打就是一個虛妄的動作、一個對解決問題沒有意義的動作，它對於出一口氣是完全有幫助的，其他的事情意義都不明。那如果只是『出一口氣』，我今天可以找一個人出一口氣，那所有的生命都要成為你出一口氣的出口嗎？這個打，到底對我們生命的意義是什麼？人有理性，不代表他就可以發揮理性，人的理性需要被涵養才能長好，但人的情緒卻攸關生存，天生就佔上風。如果我們想要成為自己的主人，那我們就要決定要發揮自己的理性，或者讓情緒繼續影響自己的人生？如果是理性分析，應該要分析的是孩子為什麼犯錯，那如果跟孩子分析、溝通完了以後，為什麼還需要打他？所以我覺得表面的體罰問題，深層裡其實是對自己生命主導權的問題」。
而之所以對體罰產生深刻的思考，除了基金會的工作，或許也與當時的社會出現嚴重體罰案例有關。2000年，台灣首次經歷政黨輪替，麗芬被延攬進入政黨輪替後的教育部擔任部長秘書，人們或許會認為是大展身手的好時機，但當時教育部主要正在進行「九年一貫」與（暫行綱要）開放教科書編纂的新政策，實際上教育改革的方向並沒有大翻盤。對麗芬而言，在教育部工作的期間，讓他看見教育改革的步伐如何在進步勢力與保守勢力之間不斷拔河。於此同時，基金會在當時的台北縣進行青少年輔導專案、做校園支援系統，也辦營隊、開父母班，從第一線出發，理解家長、學生與校園的需求，並陸續公布針對各縣市調查的國中、小體罰問卷。2004年，苗栗縣西湖國中案等各地學校的嚴重體罰案例因訴訟隨之曝光，也成為全台首宗體罰國賠判決。
民間倡議禁止校內體罰的聲量逐漸養成，教育部因此研擬了修法版本，但立法是一回事，背後的原因與思想卻未必有深植人心。麗芬分析「當時體制內公務員的心態除了對教育改革僅停留在制度層面，面對體罰也是透過行政命令，大家已經習慣說一套但私底下做一套。他們一直不太去管國中、小跟高中的事情，因為以前的教育部只管大學，其他業務則是與國教署（以前會被稱為中部辦公室）對接。但凍省改制後，教育部要管理所有教育相關的業務，國中、小及高中是屬於地方政府管轄下的地方教育局。教育部訂出來的規定，也是各縣市都要執行，教育部應該要去劃分跟地方的權責，不能教育部都不劃分，卻說這是地方的權責。」這些制度與思想的沉痾，則可以從現在的教育議題看見。
2006年，杜正勝部長任內修法通過了禁止校內體罰，當時麗芬已經離開教育部長秘書的工作，不過為什麼當時是規定校園內？麗芬表示，學校是專業機構，從專業機構開始規範，有示範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對教師的尊重應建立在教學專業之上，教學專業可能包含上課學生學得好也愛聽、說的道理讓小孩信服，指出小孩之間的問題能夠讓他們覺得茅塞頓開等。如果教師具備智識與教學專業還是被投訴，那制度應該是要保障教師，這也正是教師對專業容易有錯誤認知的部分，單單認為管教權是對自己的尊重其實不夠，還必須談教育專業的內涵，進一步去重塑專業。然而國家立法禁止體罰的同時，教育部卻沒有同步去重塑教師的專業。
「其實教師們重建專業時的需求，我們可以從目前的個案中看見。事情是一體兩面，所謂『小孩變得很難教』，另一面就是小孩變得有勇氣、有信心也大膽！很能夠思考自己想要跟不要什麼。這是社會價值選擇的問題，讓孩子更勇敢更有創意更自主的時候，同時也選擇了自己要面對新的困難，大人們可能不一定有意識到這些。但，教育的過程中本來就充滿問題，教育就是要來解決問題的啊！是要教學生面對自己的問題。」麗芬說。
原以為立法禁止體罰20周年，可以算是一個里程碑，但也是經歷修法後，我們又有了新的挑戰與學習。
延伸閱讀：〈兒童人權與教育專業——「管教權」這個鬼話是從哪裡來的？〉https://hef.org.tw/377-4/
註：2006年教育基本法第八條增修條文（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