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部
前情提要
森林小學附設大學與人本教育札記合作舉辦了【教學者的艱難－－《失控教室》電影放映與座談會】，現場參加者身份包含現職老師、家長、森小附大學員，也有些人三者兼具。
《失控教室》這部德國電影上映於2023年，片中主角卡拉老師作為學校的新進老師，由於校內竊盜案頻發，他以筆電鏡頭拍攝自己的座位，卻由於拍攝到的竊盜犯穿著疑似某位家長，而導致親師關係崩解，隨之而來的是師生關係也崩解。在學生奧斯卡使教室秩序日漸失控的危機下，卡拉老師與校內同仁的教育理念卻又並非全然相同，他能如何在這間校園存活？
這選本片舉辦放映座談會的理由－－我們認為片中主角卡拉老師的處境於第一線教師恐怕皆是心有戚戚焉，應當能以此為基礎，討論教師困境議題。
現場的與談人為前陽明中學校長涂志宏、前監察委員葉大華，主持人為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同為與兒少長期相處的工作者，涂志宏從一般學校到矯正學校，經歷多樣，遇過種種困難的學生。而葉大華調查過多起事件，深明教師可能誤觸的底線。本文將整理此次座談會，將與談人與現場聽眾的交流，提供與當天未能到場的老師，抑或關心教育實務的每個人。
主持人馮喬蘭先簡單的開場，說由於本片能切入的角度很多，除了提問，也歡迎在場教師分享自己的感觸。
與談人涂志宏校長先提出令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老師在台上，發生事情後，學生在面對老師時的那種眼神，每個都趴在那邊沒反應。要我感覺，這些孩子的眼神透露出不信任，那會讓老師後面處理的所有事情都不再具有教育的意義。那真的是失控教室，非常經典的畫面。」
他談到台灣的國中小，在教學過程中的衝突有許多部份來自家長：「從國中大概二三年級，家長會漸漸退居幕後，國小幾乎都是家長。這部電影看完後，我覺得衝突本質是一樣的，但跟台灣樣態不太一樣。當然，電影裡面不只跟學生的衝突，包括老師本身自己認知跟價值觀的轉換，還有跟同仁、學校的組織文化之間的差異，這電影格局很大，你可以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馮喬蘭回應：「確實如校長所提，有很多面向可以討論，每段都想停下來討論，有機會真的可以進行。這部電影名字是失控教室，但英文名是教師休息室（The Teachers Lounge），拍攝重點有一塊是老師之間不同價值觀、不同做法、不同種族背景，蠻有啟發的。」
與談人葉大華也給出回饋，他提到現場有教師、家長、學校管理人員，都是利害關係人。而他做為前任監察委員，曾調查過多起不當對待事件，都會去權衡老師的起心動念為何：「一個例子是我剛進監察院，調查五五酷刑班規，這老師其實是很站在學生立場想的老師，可是畢竟是升學的學校，他覺得在管理秩序上沒辦法那麼符合學校的期待，為了在學校的期待當中找到一個平衡點，覺得說現在不能隨便去管理學生，那就學生自己來定班規。學生當然就突發奇想，訂出千奇百怪大概高達五十幾種很有創意的自我懲罰班規。可是他忘了班規的經營不能逾越法令，做懲處必須真正要符合的是教育原則，不是為了懲罰而去訂班規，結果上了媒體被炎上，老師就被重懲。
我們的調查報告其實要凸顯的是教職人員在對於法令的認知跟管教的界線上面，需要很多的對話跟討論。校事會議本來是希望往好的方向去釐清，把過去師師相護的制度，改變成真正需要被究責的人可以透過這會議得到完整的究責。而究責完後，學校內的創傷誰來復原？校園內的修復式正義，是我後來在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結論性意見裡特別提出的建言。」
葉大華也提到電影中，學校在討論是否要讓奧斯卡離開校園時，旁邊學生代表扮演了重要角色，提醒與會的大人們這些決定將會由同在校園裡的學生承擔，其實緩和了卡拉老師的壓力。當人們在思考校園修復式正義如何落實，也需要學生代表的意見進場。
馮喬蘭笑說葉大華提的學生代表是他的偶像，以及今天兩位講者都提到了重要的命題：「就是一個好老師在校園的現實當中，如何能夠繼續成為一位自己想要成為的老師？他在教師休息室當中，要面臨跟他的價值觀、處理方式不同的老師，學校的制度跟做法有時候違反他的信念跟想法，而他作為個人的信念跟價值立場卻可能是對的，那我們怎麼樣support一位想要在校園現場發揮正向力量的老師？就是一個重要命題。」
現場的觀眾A則提問到：「第一我想問，如果卡拉老師的偷拍有拍到臉，事情就會簡單化嗎？另外我很想要知道說，在校園的修復式正義上面是要怎麼做，有沒有一些實例可以聽，雖然小孩子不知道，但其實我覺得大人也不知道，因為我自己也是在校園現場，其實是蠻好奇的，想藉這場座談多了解。」
另一位觀眾B也說自己有相同的疑問，以及：「我覺得很好的是，電影裡的學校顯然有一個法律顧問可以諮詢，我希望台灣的學校也會有。我自己在學校裡面服務很久，快三十年了，自己念法律史，多年來覺得學校的老師們怎麼可以在對法律這麼無知的情況下進到學校工作的泰然自若？我覺得學校裡面應該有很懂法律的人，因為處理自己的小孩已經是法律了，更不要講處理別人的小孩。」
觀眾B說教師法的第一條並沒有寫教師行為守則是什麼，現場許多老師也搞不清楚自己的工作職責：「尤其像我自己是在比較升學型的高中，90%以上的同事認為我們的工作是讓學生升好的大學，但他高中沒有念好就要去升大學幹嘛？高中沒有活下來、活得好，升大學幹嘛？教師做為一個專業，大家去比對一下律師的律師法、建築師法、會計法這些ＸＸ師的第一條，你就會覺得教師法的第一條超級荒謬，教師法第一條就是該把老師應該要做什麼才不會違法這件事情講清楚，可是我們都還沒有講清楚。」
「最後我要肯定卡拉老師，他真的很適合做教師的典範，SEL學得超好。包括跟家長打那個很生氣的電話，可以當範本。剛剛大家講說老師很孤單，對，其實老師不應該孤單的，但是老師的背後是什麼？不要期待老師的背後是其他的同事、或者學務主任、或者是校長，老師背後的靠山應該是專業知識，我們並不是人家給我們一條教鞭塞一隻粉筆，你就去學校教書的，我們唸了二、 三十個教育學程的學分去哪裡了？這才是我們的底氣。建築師、室內設計師也常被他的客戶攻擊啊，那他們的底氣是什麼？專業人士的底氣應該是你的專業知識，我覺得這件事情太少被強調了。」
涂志宏校長聽完後也回饋，說師培給予了課程，卻沒有替人附上能力：「因為人格特質也有相關，老師這個行業也有它對應的人格特質，有的人真的不適合。我早期當校長，曾經有一個老師，我印象超深刻。每次看奇怪，怎麼都把孩子放在旁邊，他在滑手機。我後來受不了，請他坐下來，跟他好好聊。他當場崩潰，狂哭跟我說不是我要當老師，是我父母親叫我來當老師。後來聽我的勸，辭職了。因為他實在是不喜歡孩子，而且很怕吵，我說光這兩點，就像護士看到血會暈倒，你覺得他適合嗎？」
涂志宏提起在AI跟資訊爆炸的時代，對老師的期待也已經產生很大變化：「所以我們老師本身也要饒了自己。像那種很完美的，通常都是第一個崩潰。」
涂志宏說不要以為教育有無限可能，教育有極限，在矯正學校的經驗使他能從監獄看教育，看見教育過程中有許多孩子如何掉隊，甚至已經無法回頭。
但他接著說：「我們站在教育的現場，所謂要饒了自己，就是我們對教育的期待，有時候不會在你面前發生成果，但是我們相信它的力量。什麼時候會讓這個孩子改變，跟你很有關係，你要相信自己，你現在每天種下去的這個因，一定會有它發生的關鍵時刻。像矯正系統，犯防系畢業的去當監獄官，他們只相信手銬、腳鐐、辣椒水。我們教育的人不會第一個去想到這個東西，會建立人跟人之間信任開始，但是不見得看得到效果。
犯罪防治系的人剛開始看教育，他們是嗤之以鼻，覺得你們老師有夠笨的都給他騙，你們還這麼單純以為他會變好？但是經過長時間相處磨合之後，到最後這些矯正系統的監獄官也相信，只有老師才能夠改變這個孩子。」
這段話說完，全場響起了掌聲。
葉大華回應道：「剛剛兩位老師都有提到偷拍的部分，電影中老師掌握到事證後，他其實第一時間是想要私底下去私了。但既然是大人之間涉及到偷竊，其實叫司法相對來說比較不會去干擾到教育現場，那是最小侵害原則。」
以及，對於學校法務人員的問題，葉大華也談到自身調查的經驗是許多代理教師一聘進來就馬上要擔任各種調查的承辦人，在不熟悉的狀態下，連請教誰都不知道：「其實我們曾經有建議過教育部，應該要有自己的法治專業人員的專責單位，有法制處，或者應該有法治中心，因為這麼多的校事案件調查怎麼判斷？怎麼樣做究責後續的輔導？這些複雜的事情，怎麼可能靠國教署那個不穩定的承辦人員？我們真的要提升所有教職人員對於現在教育行政法令的一些認知，他才知道怎麼在教育現場去落實程序正義。」
後記
當天的映後座談僅安排了一小時，講者與不少聽眾皆希望再多討論交流，於是便在結束後移步至廳外繼續討論。本篇座談側記僅記錄了正式映後座談的段落。然而廳外的後續討論中，有位老師談起親師溝通，提到許多老師其實也都是家長，其實家長與教師間不應該是對立的。編輯部心想雖不能完整記錄，仍應該將此觀點刊載於人本教育札記上，盼大人們能一同攜手，發揮彼此的專業，使台灣的教育環境更往前推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