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牧民
馬勒的交響曲與噪音
廿世紀初,猶太裔奧地利作曲家馬勒(Gustav Mahler)曾說過,(他的)交響曲必須包含整個世界。他也言出必信地在他的交響曲中加入阿爾卑斯山牛鈴,鞭擊,甚至神似工業社會聲響種種並不被視為「音樂」的聲音。由於那些聲響,馬勒的當代人認為他的音樂粗俗且不動聽。馬勒自己再說:「後世人終將理解我的作品。」
馬勒的音樂果然在廿世紀下半葉蔚為風潮。若從事後諸葛的角度來說,遲了馬勒半個世紀的人,聽過了社會所產生的更多噪音,馬勒的音樂竟然變得不那麼激進,刺耳了。換個方式來說,現代人在社會生活中聽見的聲音,無論是不是主觀上的「噪音」,馬勒即便不是從沒聽過,恐怕大多並不熟悉。例如,大眾運輸工具車廂中嬰幼兒的哭聲。
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的寧靜車廂政策
台灣高鐵推出寧靜車廂政策時,嬰幼兒的哭聲成為議論的主題。台灣高鐵當然自始並沒有針對嬰幼兒的哭聲,而是針對喧嘩,電子產品聲響等噪音。但嬰幼兒的哭聲的確有可能擾人。過往對於嬰幼兒哭聲的討論中也一定會出現體諒親職的提醒與訴求。但「大眾運輸工具車廂中嬰幼兒的哭聲」可以從社會性及歷史性的角度來觀察。
姑且先武斷地將「大眾運輸工具車廂中嬰幼兒的哭聲」視為一種噪音。即便如此,它也必須被視為一種相當現代的聲音。這個特定聲音的出現,完全仰賴現代化的條件。至少要有「大眾運輸工具」這種侷促的空間吧?而且大眾運輸工具的型態還日趨多元。另外,由於大眾運輸工具之多元,現代社會中的人則更能夠駕馭各種短程、長途的旅行;也就是說,現代人移動的物質成本及時間成本降低,於是也就更有意願,更經常群聚移動。以上的因素,直接導致我們自己出現在大眾運輸工具車廂裡的機率與時間大幅提升。
現代社會多元的移動者們
我們自己經常出現在大眾運輸工具的車廂中,也還得遇見嬰幼兒才行。是的,會遇到嬰幼兒,也需要仰賴極為現代的條件。現代社會中的親職非常不一樣。在我們還屬父權結構的社會中,大多數女性是嬰幼兒的主要照顧者。而現代社會中的女性角色同樣日趨多元,除了女性也成為社會中的勞動力之外,女性還獲得了更高的「能動力」;沒錯,這裡就用字面解,真的就是移動的能力。女性獲得更高的移動能力,直接導致他所照顧的嬰幼兒也實際上更常移動。我們更且需要注意,這些「嬰幼兒的更經常移動」,有些時候出於女性主觀的意願,有些時候是出於社會加諸女性的壓力。
總之,就是上述各種現代社會極為特定性的條件,使我們在大眾運輸工具上遇到嬰幼兒。然後嬰幼兒哭了。一直哭。到了擾人的程度。(感到困擾之餘,也不妨離題想一想,這就是作曲家馬勒顯然沒聽過,寫不進交響曲的聲音呢。)然而嬰幼兒的哭聲不似大聲喧嘩或通訊設備的噪音,前者通常能夠很快制止,但嬰兒的哭聲卻無法。事實上,即便熟練的照顧者都有可能在嬰幼兒啼哭的當下束手無策。其關鍵仍然是社會性的。
嬰幼兒的代名詞:it
大聲喧嘩或以通訊設備放送噪音會遭遇的是制止。一旦屢勸不聽,制止會升級為公權力介入。制止的合理性(無論制止是否被遵從),公權力介入的合理性,全部來自現代社會生活的社會化規約。而人類作為一種高度社會化的生物,對於社會化的理解,甚至蝕刻在我們的語言之中。例如英語文化將嬰幼兒代名詞設定為抽象而非人的「it」,就是非常顯著的例子。初步習得了語言及溝通的能力,社會才賦予脫離 it 的兒童以同樣社會化的產物:性別,男性是 he,女性是 her;而人類社會更加細緻地社會化的今日,賦予不指明性別的代名詞「they」。
嬰幼兒,it,的哭聲不受控地完全無法即時說停就停,就因為他們並不是/還不是社會化的生物。他們對於自我沒有認知,對自己的啼哭也沒有認知。而反過來說,我們有可能認為嬰幼兒的啼哭聲「擾人」,則是出於我們已高度社會化的因素。再召喚一下作曲家馬勒。對馬勒及其當代的人來說,嬰幼兒的啼哭恐怕完全不擾人;除了如前所述,普遍且侷促的大眾運輸工具空間對他們而言完全陌生,他們對於「寧靜空間」的認知範圍也勢必與我們不同。我們會認為捷運、高鐵車廂中需要寧靜,全然是我們在社會化規約中習得的認知。要知道,這樣的認知完全主觀;舉例而言,日本地鐵車廂對於寧靜的規約就與台灣捷運系統的寧靜規約不同,在日本文化中,地鐵上甚至連對話都是不得體的。也就是說,我們對於大眾運輸工具車廂中的寧靜需求完全是特定於台灣的社會性需求。
「諷刺的」社會化規約
那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在大眾運輸工具上深深感覺被嬰幼兒的啼哭打擾,甚至希望他立刻停止(的確有人會直接出聲「指教」照顧者的照顧成效),那也就是以我們高度社會化的認知來要求完全不社會化的嬰幼兒。說到這裡,其中的理路就呼之欲出了。
社會化是什麼呢?
社會化就是對於自我以外的他人及環境有基於社會中成規的認識,並且以它作為行為的指導與準繩。也就是說,我們,成人,社會化的展現就在於認知嬰幼兒的非社會化,進而將他們無法即時停止的啼哭視為馬勒那個時代不太有,而特定於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性聲音。
我們要將大眾運輸工具上的嬰幼兒啼哭視為一種嫌惡對象嗎?事實上,這樣的討論有可能完全不需要觸及對於親職的體諒,而能夠訴諸一種社會性的體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