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牧民
師大體操隊及小大師體罰霸凌案中（註），有一部分案情相當引人注目。孩子被處罰橋撐。吹哨者及教練端兩造就橋撐的時間交鋒攻防。據報，處罰持續了兩個鐘頭。但在翁士航教練召開的記者會中，支持教練的家長表示「兩個鐘頭」並非實情，而是「斷斷續續地」兩個鐘頭。家長代表並且表示，練習場地公開透明。建築是玻璃帷幕。且訓練期間始終有家長在旁觀看。
無論是持續的兩個鐘頭或累加的兩個鐘頭，體罰霸凌案中的孩子被體罰是作為遲到的代價。也令人不禁要追問，學童參加「小大師」這樣的課外活動，往往是家長接送。也就是說抵達的時間有孩子，父母，甚至交通狀況，車流量等因素。因為種種因素的交織而遲到，然後獨獨由孩子承擔被體罰作為代價，顯然能夠被「在一旁觀看的家長」接受，而且出席教練端召開的記者會，表達對教練的支持。究竟為什麼？
本文的目的不在檢討或批判特定的家長，而是想要追問一個問題：練體操的孩子，會倒立，能夠倒立，都是很正常的事；甚至可以說，體操需要的協調及核心的穩定性能夠透過倒立來訓練；在訓練當中，體操隊教練在任何時候指示任何一個學員進行倒立訓練，都是合理的；那麼問題就來了，為什麼要給它安上一個處罰的名目？一件任何體操隊員都會做，而什麼時候做都合理的事；而且，基於協調和穩定性訓練的目的，長時間持續地做都合理的事，為什麼要特意把它當作是遲到的代價？
在千百次的倒立訓練中，有這麼一次，它的物理性效果和所有其他倒立都一樣，但這一次，教練要你知道，這是在「處罰」你，這是你遲到的代價。那麼究竟為什麼？
體操隊的案例中，肢體處罰的模式恰好就是訓練項目。其他的情境中則不是，例如校園中的罰站，或其他更激烈的肢體處罰，則完全不是學生「本來就會做的事」。但如果在體操訓練的情境中，教練要求學員倒立完全合理，卻偏要特別把它叫做「這是在處罰你」，那麼恰好證明了處罰和體罰是一種充斥在我們社會中的行為，而且它是一種普遍性的，相當明確的「需求」。畢竟，叫做處罰的那一次倒立對於肢體訓練的效果跟其他所有倒立都一樣，那麼顯然是人有意識地需要把它叫做處罰。
這種需求究竟從何而來呢？最直接的答案，就在校師團體近來所疾呼的「把『管教權』還給老師」。
在《教師法》中，「管教」這個字眼出現在第卅二條中，而且屬於教師的義務。它不是教師的權利，更不是權力。教師團體這個即使不說「牴觸法規」也該說與法規互相矛盾的呼籲，凸顯了跟前文一樣的需求：本質是訓練而不是處罰的動作，需要把它稱為處罰；本質是義務而不是權利或權力的工作項目，需要把它稱為管教權。
教師團體對「還我管教權」（管教權顯然是錯誤的語彙，但姑且援用）更具體的訴求是提升《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中得以施行管教措施的法律位階。但問題也在於，即使如同教師團體的訴求去進行，並且落實，那也不是任何形式的「歸還」。歸還的必要條件是本來有，後來沒有。回歸那個本來有的狀態，稱為歸還。但教師根據《教師法》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本來就有視情況及需求得以進行的管教措施。也就是「本來有，後來沒有」的條件並不存在。既然不存在，那就再一次證明了這一項呼籲是出於教師在本來就有的管教措施之外的需求。
這個需求被教師團體命名為「管教權」。那麼，再顯明不過的，這是一種對權威的需求。教師團體在要求國家賦予他「權威」。
歸根究柢，對管教權的呼求與體操隊的體罰是同一件事；而它們的並置，則透露我們的社會中仍然蟄伏的心態。在體操隊，以及在普遍的體育班，明明是訓練項目的動作，偏要把它叫做處罰；一旦被吹哨者投訴涉嫌體罰，再回過頭宣稱是進行訓練。在「管教權」方面，則是在本來就有法可循的管教措施上頭加上被賦予的權威。那就是無關訓練而關乎權威，無關管教而關乎權威。而無論是訓練或管教都變成施展權威，彰顯權威的舉動。而我們的社會中，看來有那麼一個部分，在崇尚著權威。
但實情是這樣，體操的訓練，科學化的訓練，本身是一種專業；教育現場實務的教學和管教，本身也是一種專業。而在人類的社會中一向是具有專業而獲得權威。如果反過來，需要權威才得以進行的話……
那恐怕是沒有專業。
註：
關於師大體操隊及小大師體罰霸凌案的更多消息請見：「【金牌的秘密】霸凌+性平調查確立：翁教練對師大體操隊做了什麼？」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