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注意到金其琪的作品，是在端傳媒上的阿美族祭師的報導，說的是學者巴奈．母路的身分轉變，從學術世界走入部落文化實踐的故事。而後再次吸引我注意到的是在她的非虛構書寫著作《流離之書》裡的一篇〈中國醫護疫情後心理創傷調查〉，正巧對應了我在COVID-19疫情期間進行的研究，於是我邀請其琪組成了一個議題小組，至韓國大邱參與亞洲研究會議，針對疫情間的創傷議題進行報告。會議期間我才知道，其琪另外安排了一個採訪行程，到首爾採訪了李滄東，那位時時叩問著韓國底層小人物的人性、認同與存在的導演。從這些書寫的路徑來看，金其琪看似有種雜食性的知識攝取與生產，然而也不難看出她所凝視之處，無不是受壓迫者、流浪者、邊緣者在世間掙扎的角落。
出身於中國浙江溫州，然後至香港讀書，輾轉來到臺灣求學，這個移動過程並非是一個尋常的軌跡。其琪在離開記者工作之後（其實也沒有真的離開），轉而投入了人類學的領域學習，她持續關注的是香港人的離散與創傷，並且持續參與在某種集體創傷的重構與創作過程中。曾經在香港求學的其琪，必然也見證了那段國安法實施前後香港社會的轉變與痛楚。這本冊子所記錄那些身體的、心理的痛苦，既是個人的，也是集體的。有時候，那些文句採取的是極為直白的語言，有時候，卻採取了隱晦的詩句。這種風格上的不穩定，究竟應如何理解？
我想起多年在大學參加詩社的往事。那是一個名為「阿米巴」的詩社，在加入詩社時便明白那不只是一個文學社團，社友們紛紛參與臺灣社會追求民主的各種抗爭。大一的社課是吳晟老師的兒子吳賢寧帶領的，他介紹兩位臺灣現代文學的標竿人物，一位是賴和，另一位是楊熾昌。賴和是臺灣新文學的先驅之一，他的詩與散文以白話文書寫，善用小說與雜文來揭露殖民暴力與階級壓迫，使文學成為社會批判的工具。楊熾昌的筆名是水蔭萍，可以說是臺灣文學現代主義的濫觴。為了逃避日警的思想審查，水蔭萍選擇以「去政治化」的超現實主義作為創作姿態。他的創作帶著某種疏離的、外來者的凝視，仿彿以「異鄉人」之眼觀看自己的土地，語言與視角皆透露出殖民知識的痕跡。
從其琪的書寫中，往往能感受她身為「異鄉人」的身分，反而能養成一種精確地「看見他鄉」的能力；但是「異鄉人」的身分，也有可能是痛苦的源頭，這似乎是上個世紀以來創傷文學的共同特色。文學作為一種見證、抵抗權力與療癒創傷的形式，這點不令人陌生。在納粹發動猶太人大屠殺所造成的歷史創傷之後，無數生還者在沉默與遺忘之間掙扎——有些人選擇噤聲，有些人則仿彿將那段歷史封存在無人可及的內在角落。比方說費修珊與勞德瑞所著《見證的危機》所提出的，是一種對這段「無法言說的過去」進行見證的另類敘事方式：透過破碎語言、或冗長而細緻的敘述，試圖召喚那些被壓抑、否認的經驗。這不僅是歷史的重現，更是一場為受難者發聲、為沉默創傷找到表達形式的倫理實踐。《我死後，也想變成藍色 Collecting Blue》顯然也是一種見證。但和讀者較為熟悉的報導作品相較之下，這本冊子的文類顯然難以歸類定義。其琪一反過去向外凝視的非虛構書寫，反而採取了向內透視的日誌，以破除既有文字框架的體裁，將自身移動的經驗、夢境，乃至於內心那些脆弱受傷之處都昭揭於世。
即使書以「收集憂鬱」為名，其琪想說的話甚至比病症本身還多。她想要尋找比憂鬱還貼近自己的說法，也想為那些受苦找到更精準的歸因。書的一開始即提起社會學朋友提到的詞neoliberal subjectivity，用來給香港九龍城街上出現的大洞一個註解，同時能解釋自己如何「漂浮不定」，甚至「憂愁、焦慮、搖擺不定、認不清自己」。其琪似乎在為所謂的「創傷」尋找更適切的名字，我則對她提到的一種「例外狀態」印象特別深刻。在二〇二〇年三月那段期間她寫道「我過得忘了日期和星期幾，好像是故意的。我發覺自己在製造一種假象，把這段日子視為一個蟲洞或是什麼，而不讓它屬於原本的生命、時間。」移動本身就是一種生命的巨大斷裂，而當這個過程又突然被拋擲在疫情之中，時間、人、空間的種種錯置，人必須尋找一種活下去的方法。這個狀態不也像是人類學者Arnold Van Gennep在討論通過儀式時所提到的「閾限」（Liminality）概念嗎？在這個過度時空中，人仿彿失去所有的歸屬，從而思考一切事物的本質，重新發現自己能夠生存或甚至去愛的能力。
正如其琪所言「我用盡全力去把一日過得像三日一樣intense，見最多的人，看最多的海，聽最多的音樂，就好像每天都是我在這裡的最後一天」這是用盡全力去擁抱並且對抗生命的冊子。在各種失落中重新建立生活的秩序以及與萬物的關係。在那個閾限時空中，貓咪馬桶蓋是其琪最親密的家人，煮飯與書寫是她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無論是養貓還是煮飯，讀者一定覺得作者實在「想太多」。在與親人相隔兩地時，其琪與貓建立了一種特殊的牽絆。這簡直像是宮崎駿的動畫電影《魔女宅急便》，魔女琪琪（Kiki，跟其琪綽號一樣那麼剛好）與她的黑貓吉吉（Jiji）之間的關係。他們之間不僅是主僕或寵物與主人，更像是內心與自我對話的化身。Kiki（無論是其琪或琪琪）與貓的對話，似是反映著她們對變動的世界所感受的不安。而煮飯亦是，無論是準備食材，或與人吃飯，都會讓作者想到身邊的人的處境。
讀這本書時，我不知為何常常想起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永遠的一天》的場景。年邁詩人亞歷山大，在生命的最後一天，回顧自己的人生與失落的愛情，並在偶然中遇見一位非法移民男孩。原本孤獨且準備迎接死亡的他，決定陪伴這名男孩展開一段短暫旅程，試圖在記憶與現實之間找回人性與詩的溫度。《我死後，也想變成藍色 Collecting Blue》像是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一樣，不但色調相似，敘事的節奏也是穿插過去與現在，夢境與現實，藉由緩慢長鏡頭與詩意場景，思索死亡、記憶、語言與救贖的可能。這是一部關於時間、告別與存在意義的靜謐詩篇。當人們經歷痛苦，一方面或許需要為痛苦命名，但也需要讓這些痛苦本身有自己說話的空間。
最後，我想引用伊朗裔人類學家奧基德．布勞珊（Orkideh Behrouzan）的民族誌《百憂解日誌》（Prozak Diaries）裡頭的一段話：「有時，我們會採用那些能夠撫慰我們、並幫助我們理解經歷的語言（例如精神醫學的語言），這些語詞能減輕不確定與羞恥的重擔，而某些語調也最能投射我們的渴望。隨著時間推移，這些語言、語調與沉默，會逐漸改變我們理解我們的故事、包括我們自己，以及這個世界如何持續運行方式。」 這也正是我閱讀這本書時的態度，即使這本日誌大量揭露自身的憂愁，我看到的不是病症本身，卻是一個人如何包容、肯認自己的創傷，透過認真的感受、記錄，同時對抗又接受這一切。其琪透過養貓、煮飯與寫字來度過她的「例外狀態」；這三件事，都是奮力求生的行動。書末那句「我就是一邊哭一邊把飯吃完的人。所以我活下來了。」短短一行字，如此安靜祥和，又如雷般的震撼。
（本文為金其琪《我死後，也想變成藍色 Collecting Blue》一書之序文，寫於2025年，經授權後刊載）
吳易澄｜
精神科醫師，醫療人類學家，同時也是養貓人與慢跑者。目前任職於新竹馬偕紀念醫院與馬偕醫學大學。學生時期陸續在文學雜誌上發表詩作，曾著有散文集《詩所教我的事》。現在則專注在臨床工作、學術研究與教學任務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