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視的人「很邪惡」嗎？翻轉特權慣性的四條路徑

修慧好：

 最近我正在寫我的碩士論文，主題剛好跟上次通信的話題很相似！我目前正在研究「非原住民是如何理解、看待原住民族歧視」。我們常常覺得歧視是「邪惡的」、「帶有惡意的」，只有壞人才會歧視別人。為此我做了幾次個人訪談，而訪談下來，我發現並不是這樣。很多歧視的發生，不是因為那個人想傷害誰，而是因為他從來沒有機會，或是沒有必要去想這件事。這讓我想把訪談中看到的三個「歧視來源」，以及幾個讓人真正改變的契機，跟你分享！

來源一：認知真空​​與特權慣性

我對一位受訪者的分享印象特別深刻，他一直以為原住民在日常生活中都穿著族服，因為課本上的原住民都是長這個樣子，直到上了大學，才意識到：「噢，原來原住民也穿得跟我們一樣」。

這個故事聽起來或許有些荒謬，但在訪談中，類似的狀況並不少見。大多數人在上大學之前，幾乎沒有機會接觸原住民同儕，對原住民族的認識完全來自課本和新聞，而這兩個管道提供的形象，往往侷限在「祭典、族服、飲酒」這樣的片面印象上。這種狀態，我會把它稱為一種「認知真空」，也就是他們沒有太多真正理解的機會。

但這不只是「沒接觸過」這麼簡單。更關鍵的是：一個從來沒有因為自己的族群身份而受過傷的人，其實不太需要主動去想「族群」這件事。歧視對他們來說是「歷史課本裡的東西」，是「以前有，但現在應該不太有了」的事情。有一位受訪者說：「我一直沒有意識到，它是一個現在進行式。」

這種「不需要去意識」的本身，其實就是一種族群權利上的優勢。我們常用「特權（privilege）」來描述這種狀態，特權不是說一個人比較高貴，而是他比較不需要面對某些困難，因此比較不容易看見這些困難的存在，甚至可能在過程中獲得一些好處。

這個位置也會影響我們怎麼判斷什麼是歧視。訪談中，多數人判斷歧視的方式，主要看兩件事：有沒有惡意，以及有沒有造成傷害。聽起來很合理——但問題在於，在實際互動中，我們很難確認對方的感受，於是會不自覺地用「自己的經驗」來當作標準。

例如有一位文學院的同學在訪談時提到：「我被說文學院的女生都很好看，我好像不會很在意，那說原住民都五官深邃，應該還好吧？」。這個類比直覺上聽起來對稱，但它忽略了一個關鍵的差異：一句「偶爾被人稱讚」，跟「作為一個長期被社會簡化、標籤的群體，再次被人用刻板印象定義」，這兩件事加諸在人身上的重量是完全不同的。當你的族群身份從未在升學、就業、日常生活中構成障礙，自然也較難感受到「被這樣說」究竟意味著什麼。

更麻煩的是，某些受訪者透過學習，理智上已經知道「什麼是歧視、為什麼不該歧視」，還是可能在日常中脫口而出歧視言論。這種「明知道不對，但還是說出來」的狀態，其實可以借用心理學「快思慢想」的概念來解釋：我們大多數的日常反應是快速、自動、不經思考的（快思）；而長期在特權位置上形成的偏見，往往就藏在這個自動模式裡。要攔截它，需要刻意啟動緩慢費力的理性思考（慢想），而這需要消耗額外的心理能量。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不是「壞人」，卻還是說出了傷人的話，很多時候就是來自於這樣的特權慣性。

來源二：升學保障下被形塑的敵意

那有哪些歧視最符合大眾對「惡意」的想像，大概就是圍繞著升學保障政策所產生的敵意。在訪談中，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提到了「加分」、「1.35」等關鍵字。很多對原住民族的不滿都是從這裡開始。但這種敵意究竟是如何被「煉成」的？

首先，許多人對於升學保障政策存在誤會，不只沒有理解到這個制度是為了回應過去的歷史不正義；甚至誤以為這個政策會「排擠」自己的升學名額。但實際上升學保障的名額是「額外增加」的，而不是從原有名額裡扣除。簡單的比喻：不是十杯水被佔走了兩杯，而是教育部另外再多準備了兩杯，只開放特定資格的人喝。原本的十杯，一杯都沒少。（當然，實際的制度設計涉及更複雜的校系容量與資源分配問題，這個比喻只是說明名額計算的基本邏輯。）

但比起對制度本身的誤解，更值得我們停下來想的，是這些不滿的情緒從哪裡來。台灣的升學競爭異常激烈，分數、名額和志願都是學生眼裡有限的資源。尤其面對大考失利等真實的學業挫折時，這些負面情緒又會被進一步放大。而當些名為「情緒」的柴火已經層層疊起，社會上流通的「加分神話」敘事成為了最後一根火柴。

像是「原住民不用努力就可以加分」、「48級分就可以上台大」，甚至有受訪者提到，補習班老師會在課堂上說：「你看原住民可以靠加分，你們是不是要更努力？」於是，一個本來複雜的歷史與制度問題，在這套敘事裡被簡化成一個很直觀的故事：有一群「不需努力」、「霸佔我機會」的人，剛好成為升學壓力下完美的情緒出口。

我可以理解大家在升學路上的挫折與痛苦，也覺得這些經驗是真實、且需要被聽見的。只是，當那些真實的情緒找到了一個被社會允許的方向，歧視往往就在這個過程裡悄悄被合理化了。

來源三：歧視帶來的社交功能

還有一個比較不容易被注意到的面向，其實歧視在某些情境中扮演了一種「社交工具」。

在剛認識新朋友的場合，刻板印象有時會被當作一種「破冰工具」。而在群體內部，帶有歧視意味的玩笑，甚至能鞏固「我們都懂這個梗」的歸屬感。有位受訪者就說：「『1.35』就是一個大家之間共同的語言，你講出來，大家就會附和你。」

回到前面「快思慢想」的框架來理解：當特定歧視語言成為群體的社交貨幣，使用它幾乎是一種自動反應。說出口能換來笑聲與認同，要克制反而需要刻意用力；這種社交報酬，讓歧視的慣性更難被打斷，因為它不只是偏見的問題，還牽涉到人際關係裡真實的歸屬需求。

一個群體共享某個語言或符碼，確實能強化內部的連結感。但如果這個共同語言，是建立在對另一個群體的形象簡化與嘲諷上，那這種連結在鞏固「我們」的同時，也畫出了一條把「他們」隔在外面的界線。

有的人會覺得說：「應該還好吧？我們都是朋友，他應該知道我不是惡意」。但在與原住民族的訪談中，不少人提到，即使是很熟的朋友說出歧視言論，當事人表面上看似沒事，但心裡其實還是可能會感到受傷。只是很多時候，不一定會在當下說出來，可能是為了關係的和諧，也可能是擔心自己的感受不被理解。於是，就會出現一種落差：說的人以為「有關係就沒關係」，但聽的人其實已經受傷。

那麼，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這三個來源，說的其實是同一件事：「歧視之所以難以被看見，是因為它往往生長在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地方。」理所當然地用自己的標準判斷別人的感受，理所當然地接收那些流通在社會上的敘事，理所當然地把「地獄梗」當成共通的語言。那麼，有沒有可能改變這件事？在訪談中，我大致看到幾種可以開啟改變的可能：

改變不是一個時刻，而是一種累積

在訪談中，有一位受訪者的分享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他的改變不是某一刻的頓悟，不是讀了一篇文章或聽了一場演講之後突然改變的。而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互動與反思，「慢慢地累積下來」，最後變成了一種自然的反應。

「不這樣做才不會被罵」和「我不應該這樣做」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驅動力。前者在無人監督時便會消失，後者則是不論何時何地，都能成為對自己的期待。我觀察到，改變幾乎都不是靠「說教」發生的，很少人是因為被告知「你這樣做是歧視、你應該改」而真正改變的。真正讓視角轉變的，往往是一次次真實的互動與思考，讓人突然感覺「啊，原來是這樣」的時刻。

寫到這裡我也想問修慧，身為一個長期在第一線與大眾對話的文字工作者，你認為我們該如何創造更多這樣的時刻，讓那些原本深陷「特權慣性」的人也能找到那座跨越自身經驗、去同理他人的橋樑呢？

期待修慧的回信！

梓豪

梓豪：

天啊！讀你的信時，很多段落對我來說都超級有共鳴，讓我想起性別議題中的一些狀況，例如那位「以為原住民都穿著族服」的同學，他的想法雖然荒謬，但面對任何領域的弱勢，類似的情況真的屢見不鮮。過去，網路上曾出現一波關於「月經汙名」的討論，那時就有男性說他年輕時一直以為女生的經血是藍色的，同樣也是因為「衛生棉廣告上都這樣演！」由此可見，各式各樣的媒體（包括課本、廣告）真的會影響大眾的認知（對我來說，這甚至已經不是「真空」，而是腦中本該裝在正確資訊的地方，被「錯誤訊息」給「襲奪」了！）

回到你的提問，我想稍微「作弊」一下，把問題改成：「『你』會如何讓那些原本深陷「特權慣性」的人，也能找到那座跨越自身經驗、去同理他人的橋樑呢？」之所以要這樣改是因為，在我的經驗中，當個「普通網友」比當個「媒體工作者」更能讓人學會同理。

在說明原因之前，我可以先深入談談我自己如何定義歧視。上一封信我稍微談過，我對歧視的理解受惠於哲學推廣者朱家安。他在一次受邀時談到，歧視的重點不在於說的內容是不是「事實」，而在於有沒有「效果」。他舉的例子是社會對「胖子」的歧視，他說「胖子都很心狠手辣」可能不會被認為是歧視，因為在大眾的刻板印象中，胖的人不會特別心狠手辣；但是「胖子都很不健康」可能就屬於歧視，因為刻板印象中，確實很常把肥胖的人跟「愛吃、不運動、不健康」聯想在一起，因此這句話就造成了「加深錯誤印象」的「效果」。

從上述的定義可以知道，歧視這重點不只在於「說的那句話」，還包括「誰說的」、「說給誰聽」、「在什麼環境、場合下說」，因為這些要素都會影響言論的「效果」。而這也是我面對溝通時，會參考的幾個元素。

新聞媒體雖以溝通為天職，但卻很難確認溝通「對象」

以新聞工作者的角度來說，雖然媒體最重要的天職其實是「溝通」，但我們的溝通能力可以說是「既多元又有限」。

「多元」的部分是因為，新聞公司算是個「傾眾人之力溝通」的公司，因此我有很多的「工具」可以使用：我所屬的記者／編輯組擅長挖掘深度議題，寫成文字報導。還有擅長把艱澀議題化為圖像的設計部門；有能將難懂的數字變成互動式圖表的圖表部門；有不斷改善網頁排版的IT部門；還有行銷團隊每天在鑽研 FB、IG、Threads，只為了了解在不同的媒介上該怎麼把文章「推播」到讀者眼前。

不同部門每天也都會為了該如何有更好的「溝通效果」而互相拔河。最常見的拔河是，實地跑採訪的記者覺得應該把內容寫得更深入一點，但緊盯流量的行銷組會很務實的告訴你：「寫那麼長沒人想看，要是點擊率太低，到時候你連那些『比較淺』的概念都沒辦法傳達出去」。

有限的部分就在於，為了完成我的工作，我一定要公開我的報導，沒有「限友報導」這種形式，因此我沒辦法選擇只要跟誰對話，也就沒有辦法選擇某些話的效果與影響範圍。

因為無論如何都必須把內容發布出去，我只能盡可能地在字詞、用語、敘事脈絡上小心調整。以用詞為例，過去我曾經下意識把原運工作者的工作寫成「保存文化」，受訪者卻提醒我更精確的說法應該是「實踐文化」，因為「保存」意味者文化已「死了」，是那種「放在博物館供人憑弔的東西」，讓文化存續下去需要的不是追溯與保存，而是持續在生活中「實踐」。

這些能透過字詞「調整」的都還是小問題，記者工作更大的挑戰是，為了讓某個議題好好地被認識，有時我甚至得承受被認為「毫無產出」的壓力，在某些時機忍住「不發」報導。

剛開始寫原住民議題時，我還無法理解「時機」的問題，單純地覺得：「反正我採訪的東西是真的、是對的，有什麼好不敢發的？」但後來我慢慢發現，因為原住民議題在台灣仍然不太主流，具有族群概念的人也很少。因此，很多試行中的政策一旦公諸於世就會「見光死」，有時大眾的酸言酸語也可能讓正在復振中的文化更加脆弱。例如十年前，狩獵議題就處於「最好連談都不要談」的狀態。

原住民報導越寫越多後，我逐漸意識到，任何議題都有它適合的討論時機。想要達到好的溝通效果，真的需要天時地利人和。更精確地說，「大眾是否夠成熟」、「大眾是否準備好接受新東西」，在什麼環境、場合下說？說給誰聽？會嚴重影響報導的最終效果，甚至會讓你的報導從「促進倡議」變成「文化殺手」。所以到了後期，我常常已經得知了議題，卻忍著不去採訪、忍著不發布。在報導只能公開、公司追求社會效益也追求實質盈利的狀態下，「不發布」似乎已經是我所能做的最大調整。

從此當個「普通網友」：用一對一的方式開解「族群盲」的盲點

不過五年前，我因為讀研究所從媒體公司離職，沒有「得產出報導的壓力」後，我更能認清自己在族群溝通上的位置。

離職後，我對原住民議題的關注，也從「賺錢的工作」變成「個人的生活」。也不再勤跑原住民記者會或公聽會，變成了一個在網路上會關注族群爭議的「普通網友」。但變成「普通網友」後，我反而更容易開啟同理的對話。

關於我的改變，我想從我對「原住民族青年陣線」的感受開始說起。剛開始寫族群報導時，面對完全陌生的議題，我其實滿慌張的，常常「找不到題材」，還好後來我認識了「原住民族青年陣線」，這個有大量都市原住民的青年團體，是引導我從「族群盲」變得「比較不盲」的重要貴人。但這個團體調性非常的「衝組」，會開記者會抗議政策、會跟某些立委對著幹，面對網路上的爭議議題，也常常氣到開噴。

作為一個又宅又 I 反應又不太快的白浪，我有時感覺自己有點格格不入。脫離工作的壓力後，我終於想通，那些從小聽了上萬遍歧視言論的原住民青年，面對社會上、網路上一次又一次彷彿輪迴的歧視言論，當然會氣憤、當然要衝，因為這些言論跟他們的生命切身相關。但身為「漢人」的我不會被這些爭議所傷，又理解原住民朋友在氣什麼，因此我好像更有餘裕、也更有義務去當那座溝通的橋樑。

因此後來，面對網路上的爭議，我的作法不再是「發一篇報導釐清它」，而是從酸言酸語中，找到看起來可能有機會溝通的人，也就是那些「認知真空」或「特權慣性」的人，想像他是過去的我，用過去的我聽得懂的方式、態度，試著回覆他的留言，甚至用私訊跟他溝通。

那些文字不像我過去寫的報導那麼深入，看起來可能很溫吞，可能也沒有「挖掘」出更新的內容，當然也無法像公開報導一樣一次影響很多人，甚至有時候對方刪個留言，你的話就不見了。

但因為溝通的「對象」明確、「場合」明確，因此我可以為每次的溝通量身製作想要說的話，那些話不一定適合公開說，但卻可能是那個時機點、那個狀態下，我覺得最有機會「鬆動」他們的方式。真誠、一對一的溝通，這好像是我現在最擅長的溝通方式，也是在整個原住民權利運動中，最適合我這種I人宅宅的位置。

若要具體說明我跟他們談了什麼，多數時候，我的方法會是試想有個「白人／歐美人來台灣對台灣人說些冒犯的話，你會有什麼感受」。雖然這某種程度來看是透過訴諸族群對立來讓他們理解原住民的感受，好像有點治標不治本，但這卻也是讓他們能在短時間快速同理的方法之一，也呼應你說的「只要曾經在某個位置上感受過『被貼標籤』的不舒服，就有機會理解他人」。

以上分享我當記者與當個普通人的溝通方式。也期待你的碩士論文刊出，成為另外一種形式的溝通橋樑！

修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