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鄭南榕創辦黨外刊物《自由時代》。那是一個記者會因為寫新聞被關的時代，《自由時代》裡的文章皆不附上作者署名，而是在刊頭標註「本刊文責一律由總編輯鄭南榕負責」。內容批評黨國，鼓吹民主自由和台灣獨立，不斷遭到查禁，雜誌社在封底印著「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並且先後總共申請了二十四張出版證照，確保出刊不中斷。甚至雜誌社內部設有沖洗照片用的暗房，以免資料被警總攔截；印務時常同時發包給複數印刷廠確保備案；在風頭緊的時候，還曾經用農車和靈車運送過刊物，躲避警方查緝。那是一個人們得依靠生活駭客技能，才能勉強擁有言論自由的時代。
現在是二〇二六年，台灣的民主環境跟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幾乎每個人都有社群網路帳號，當我們抱怨「台灣沒有言論自由」，我們的意思常常不是「我會因為發表政治意見被抓去關」，而是「我在網路上發表政治意見會被其他人罵」。技術上來說，這其實是在抱怨台灣人的言論自由太多，而不是太少，在一個箝制言論自由的國家，你會因為發表政治意見被抓去關，但可能不會因此在網路上被人罵，因為人家也怕被關。
人有發表武統言論的言論自由嗎？
當然，這不代表任何言論在當前台灣都不會帶來政治和法律的後果。自去年起，陸續有幾位來自中國的配偶因為發表「武統」言論被取消居留權並且遣返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認為政府的反應是「綠色麥卡錫主義」。美蘇冷戰期間，許多美國人擔心美國政府受到俄共滲透，有些政治人物利用這種氛圍，濫訴自己的政治對手，使得許多人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丟工作、受監禁。朱立倫顯然認為賴清德政府就跟當時的美國政府一樣，藉由反共之名清理對手，並主張這會讓台灣付出言論自由的代價。順著兩岸關係議題，甚至有人開始主張台灣政府也箝制言論自由，跟中共沒兩樣。與此同時，鄭南榕「百分百言論自由」的口號也屢屢受到引用，批評台灣政府打壓言論自由。
「支持武統的中配，會失去在台灣的居留權」這算是侵犯言論自由嗎？
這問題讓我想到富察。富察延賀是定居台灣的出版人，也是中配，在二〇一三年取得我國居留權。二〇二三年，富察返回中國處理戶籍事宜，結果失蹤。一個月後，國台辦說富察涉嫌危害國家安全，被公安抓了。二〇二五年，上海法院以「煽動分裂國家罪」判富察三年監禁，而這個事情，台灣和世界得要等到二〇二六年國台辦的一場記者會才獲知，而對於富察具體做了什麼，國台辦並沒說明。
中配在台灣公開支持中國武力統一台灣，結果是被取消居留遣返中國，對一些台灣人來說，這意味著台灣政府侵犯言論自由。對比富察的遭遇，可以看出這種說法有多不合理。就算在台灣，我並沒聽過富察主張台獨言論，就算假設富察真在中國支持台灣獨立好了（這個例子可能不夠對稱，但我想現在不太可能還有人真的主張「反攻大陸」），如果中國政府的反應是把富察遣送台灣，我們的反應會是什麼呢？許多人應該會驚呼「天哪，中國政府開始尊重言論自由了！」吧。
在《修辭的陷阱》裡，哲學家史丹利（Jason Stanley）分析政治宣傳，並舉出現代宣傳裡的一個重要分類：「顛覆型惑眾妖言」（Undermining Demagoguery）。「顛覆型惑眾妖言」的特色在於，它以值得支持的政治理念為號召，但真正的目的卻會妨礙那些理念實現。
例如，中配以支持言論自由為號召，但目的卻是大肆宣揚武統言論，試圖主張台灣並沒有比中國更自由，反而妨害言論自由的實踐。照史丹利的分析，這在許多意義上也是一種「顛覆型惑眾妖言」：
◇ 它捍衛武統言論，減損台灣人對抗中共的決心，降低統一的難度。
◇ 它誤導人去認為台灣政府和中國政府在人權表現上相當接近，讓人以為即便台灣被中國統一，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史丹利的看法，也融貫於鄭南榕基金會在中配事件時對於「百分百言論自由」受引用的回應：
「引用鄭南榕的『百分百言論自由』的同時，也要理解，要有完整獨立的國家主權，才有言論自由。唯有做自己的主人，台灣才有成為自由國度的契機。」（註）
一九八八年，鄭南榕在《全元時代週刊》裡寫道：
「我們深信，所有自由裡，第一個應該爭取的是言論自由，有了言論自由以後，才有可能保住其他的自由。也就是說，爭取了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之後，我們還有其他諸多種類的自由尚待爭取。」
鄭南榕認為言論自由有其工具價值，可用來在民主社會中保護其他自由，而基金會的發言則強調，言論自由需要國家主權保護。眾所周知，中國並不保護言論自由，若打著「追求百分百言論自由」的旗幟，效果上卻是在替中國統一台灣鋪路，那便是史丹利分析的「顛覆型惑眾妖言」了。
然而，說到底，人有發表「支持中國武統台灣」言論的言論自由嗎？從目前的現實上來看，並沒有台灣公民因此受到台灣政府處罰，而雖然確實有中國公民因此被遣返中國，但其實他並沒有失去此一自由：他回到中國之後，還是可以繼續支持中國武統台灣，畢竟這說法跟中共立場一致。
技術上，或許可以說台灣政府的反應顯示中國公民沒有「在台灣支持中國武統台灣」的自由，但中國公民畢竟是外國人，別說「在台灣支持中國武統台灣」的自由了，就連「在台灣吃蛋餅」的自由恐怕都不能看做理所當然，畢竟要是兩岸關係緊張，台灣政府禁止任何中國人來台，也是可能的。
「百分百言論自由」是什麼？
我希望上述論點已經說明，以「百分百言論自由」來批評台灣政府因武統言論遣返中配，並不合理。然而即便不論上述論點，鄭南榕的「百分百言論自由」，就真意味著他認為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因為言論處罰人嗎？
若主張政府永不能處罰言論，那顯然荒謬。即便是當今最支持民主自由的國家，也都會處罰詐欺、威脅、不實廣告，以及冒充官方發表氣象災難預報的言論，有些國家還會加碼處罰歧視仇恨言論，以及支持戰爭、大屠殺的言論。
然而，這意味著鄭南榕對言論自由的看法相當基進，跟現在所有先進國家都衝突嗎？也未必。一九八六年，鄭南榕受囚於土城看守所，期間日記正好補足了脈絡，所謂「百分百」，指的並不是包括詐欺、威脅在內的所有言論，而是「Liberty House」之類的國際人權組織對各國政治的民主評分。鄭南榕認為「如英國、美國得99%，日本得98%，Taiwan得50%左右。爭取100%，是一個理想、有個grade可資爭取！」。
說到民主自由評分，解嚴後的台灣其實表現相當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是關注民主自由的非營利組織，從一九七三年開始發佈《全球自由度報告》，評估各國實現民主自由的狀況。在今年的報告裡，台灣的評分是亞洲第二，僅次於日本。
回到這報告剛開始執行的一九七三年，台灣可是掛著「不自由」標籤，這可能代表我們當時的分數連40都不到。台灣一九八七年才解嚴，現在不但身列自由國度，而且各種項目甚至能夠跟北歐國家比較，在「表達與信念自由」的項目，台灣更達到滿分，這一方面顯示鄭南榕的努力和遺願確實有人承繼並有值得驕傲的進展，另一方面也顯示，即便是《全球自由度報告》，也不認為詐欺和威脅等言論應受到言論自由的保護，因此並不將其列入考量。
言論自由的獨特與意義
其實，就連研究言論自由的哲學先驅，也不認為所有言論都應享有自由。在《論自由》（On Liberty）裡，哲學家彌爾（John Mill）提出有名的「傷害原則」：
「若公權力要強加於公民社會成員之上、違抗他的意願，這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能是正當的，那就是為了阻止其他人受到傷害的時候。」
彌爾使用「玉米商人」的例子來說明傷害原則的具體應用：若你在刊物上寫文章，嚴厲指控玉米商人哄抬價格害窮人挨餓，此言論應當不受箝制，但若民眾已經群聚於商人門口進行抗爭、群情激憤，那麼同樣的言論就可能可以受罰。依照常見的詮釋，在這裡彌爾的考量可能有二：
◇ 刊物上的言論能促進討論，抗爭中的言論不能。
◇ 刊物上的言論不會促成立即的傷害，抗爭中的言論可能使群眾暴走失序。
對彌爾來說，言論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不管一個說法是否為真，讓它能自由表達、經歷討論，都有助於我們逼近真理，反過來說，「若某個說法無法經常被充分、無畏地討論，不管它看起來多麼真實穩固，都只是死教條，而不是活真理」。此外，彌爾也認為，當社群有言論自由，那麼個體人類就有更多資源能夠探索發展自己的個性，走出自己想要的美好人生。
在現代民主社會，言論自由更有其獨特意義：若一個議題的公共討論不夠充分，或者某些立場受到箝制、無法擺上台面與其他立場較勁，那麼即便人們討論出結論，這結論也無法代表民意，因為，這就像是一個社會允許總統民選，但不允許特定政黨的黨員參與投票一樣。德沃金（Ronald Dworkin）等哲學家，因此將言論自由列為民主政府的「正當性條件」之一：若沒有言論自由，那麼政府的許多決策就不是正當的。
鄭南榕說：「有了言論自由以後，才有可能保住其他的自由」。或許可說，在民主政治的脈絡裡，德沃金等哲學家討論規範面向，鄭南榕這句話討論的則是務實面向。政府需要確保言論自由，好讓自己的最終決策有來自民意的正當性；公民也需要確保言論自由，好讓自己受不公時有得伸張。
言論自由的新挑戰
既然政府的正當性和公民的自保都需要言論自由，那麼「公民具有支持極權專制的言論自由嗎？」也就自然成為難堪又必須面對的問題。在這裡，或許有個區分能舒緩表面上的衝突。如同約翰彌爾用「立即的傷害」來為言論自由劃界，我們或許也能主張：公民可以討論極權的優劣，在這討論當中也能提出論點支持極權，但當此討論真的即將造成顛覆民主、極權上台的結果，那就如同在玉米商人家門口鼓吹民眾放火，或者在電影院撒謊大喊「失火」一樣，該受箝制。
當然，這樣的看法相當倚賴民主相對於極權的合理性，因為它等於是在說：（立憲）民主比極權好，這事我們人類在歷史上已經付出慘痛教訓來搞清楚了，因此這事情可以討論，但不管討論結果如何，都不該冒險重返極權。
討論項目可以存在，但選項不能存在，這聽起來不是很合理，但我認為給定現代資訊戰裡極權國家的表現，上述劃界有其正當性。從中國到北韓，所有極權國家都得依靠箝制言論自由才得以延續自身，而台灣經歷的假資訊攻擊，也多半來自極權國家。即便我們對政治一無所知，並不知道民主和極權哪個較好，極權國家如此倚賴箝制言論自由和製造假資訊來防衛自己，反而說明了：只要有了言論自由，人類就會發現極權比民主更糟。
除此之外，資訊戰時代也推進了言論自由議題。極權政府需要破壞公共討論，因為公共討論會讓人發現極權不是好選擇，進而顛覆極權。過去的極權政府箝制言論來破壞公共討論，現在的極權政府除了箝制言論來破壞自己國內的公共討論，也製造、輸出假言論來破壞他國的公共討論。中共要讓台灣人誤以為統一是好選擇，並不需要親自到台灣來抓台獨份子（雖然他們也是有可能這樣做），只需要輸出各種假資訊到台灣，讓台灣人誤以為中國自由又豐饒，或者誤以為台灣政府也好不到哪去。
一九八九年，鄭南榕殉道捍衛言論自由，捍衛的是人說話的自由。現在二〇二六年，當我們要捍衛言論自由，我們捍衛的已經不只是人說話的自由，還有人在一個開放、不虛假、未受操弄的資訊環境說話的自由，而這並不容易。
註：
此句引自鄭南榕基金會臉書貼文：
https://www.facebook.com/nylon407/posts/pfbid0VatK92csdrP9Vg6z7bEzhPhbzaUKXx8HoHrXuByj6FtJ1Uddqe85Zx793nNXZgwNl
